近年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研究成果评析 ——从民族史的角度

[提要]近20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关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比之前的研究显示出向语言学、写本学以及政治学回归，分工分类更加精细、更加专门的特点。文章从论著体例和学术观点两个方面，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或译注进行评析，分析其体例的特点，肯定其学术贡献。总的来看，近年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研究呈现为：一方面对相关历史文书的释读继续深入，文书背后隐藏的一些历史信息得到进一步揭示；另一方面，以吐蕃历史文书为线索，结合其它语种文献研究吐蕃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取得了显著进步。     

吐蕃王朝时期的佛寺遗存与汉地文化影响

吐蕃王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渠道传入吐蕃,并对后来的西藏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论,吐蕃时期的佛教艺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来自受到印度、汉地、中亚三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吐蕃自身的佛教艺术风格与特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汉地佛教艺术的影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遗留下来一些弥足珍贵的文物考古遗存。本文通过对西藏地区现存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9世纪)佛寺遗存的考察,对其中来自汉地文化影响的因素加以梳理,并对四川地区可能存在的影响也提出了意见。     

格子藏文碑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

格子藏文碑是滇西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吐蕃时代重要碑刻。分析此碑碑文 ,可以认为吐蕃王朝在滇西北地区及磨些部落中施行了告身制度。碑文记载还证实了吐蕃告身制度确有加赐告身的规定     

略论吐蕃时期汉藏体育与医学文化交流

本文就吐蕃时期汉藏体育与医学文化交流的背景和状况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吐蕃时期是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从松赞干布赞普开始实行了与唐王朝联姻等一系列密切汉藏关系的开明政策,不仅促进了吐蕃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吐蕃体育的发展。     

“■王”封号新考

本文认为 ,“”并不是藏族 ,它与藏族并无直接的关系。“”是古代川东一带的土著部族 ,其中心在今渠县一带 ,唐高宗之所以封松赞干布为“王”,是因为松赞干布协助唐平定中天竺 ,献俘长安 ,响震天竺。这一事件与汉高祖“募取人定三秦”的典故颇为相似 ,因而唐高宗借汉高祖“募取人定三秦”的典故赞誉松赞干布 ,并封其为“王”。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稳定的政治局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吐蕃法律的文化渊源

吐蕃时期是藏民族发展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吐蕃的法律文化渊源深远。它既源于吐蕃本土习惯和苯教文化 ,也受到中原佛、道、儒文化和印度法文化的影响。研究吐蕃法律文化的渊源和特点 ,是考察藏族法律文化嬗变历史规律的基础     

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

盟誓文诰在吐蕃王朝时期被视为极重要的王室档案,有关这类文书在当时就已形成专门的文献学分类和管理体系。本文对于盟誓文诰的产生基础,吐蕃时代有关文献学的知识体系以及盟誓文诰的性质、书写程式和其所具有的史学史意义、价值等方面加以分析与探讨,认为盟誓文浩这种文本在吐蕃历史学家的眼中,不仅被当作一般的文书档案,而且还被视为系统性的历史著作。通过对盟誓文诰的研究,可以揭示长期不为人所知的吐蕃史学与文献学的独有的分类体系以及相应的史学观念。     

《宋史·吐蕃传》辨误

众所周知,《宋史》是《二十五史》中最芜杂、错误最多的一部书,其《吐蕃传》部分的某些记载也难免有误。《宋史·吐蕃传》是研究宋代吐蕃的基本史料。为了在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宋史·吐蕃传》,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历史以真实,有必要对其作一定的考证。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