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信仰与科学的兴起和危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争的哲学意义

现代中国人对科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误解,尤其忽视科学中的超验性假设。西方科学思想之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文明等处,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争论——本质上就是信仰和理性或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通过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的争论,以及启蒙时期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而传承到现代社会。这些争论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启蒙时期直至今天的延续,使得宗教与科学或信仰与理性在不同程度上相辅相成与相互补充,为西方宗教和科学研究同时注入高度的激情与活力,从而推动了西方近现代科学的高度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了每个现代人的生活。历史证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柏拉图主义所强调的超验性假设,也离不开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感官经验。     

浅析个人与社会权界:齐美尔文化悲剧困惑的思考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困扰每个社会理论家的问题。本文以齐美尔发出的时代呼声"文化悲剧"为切入点,引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通过对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的简单介绍,本文给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个人观点,然后重点阐释社会之中一直存在着个人和社会的双层束缚和彼此异化这一观点,以此解释个人与社会权界。     

从基督教哲学到胡塞尔的一般与个别视域反思

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贯穿西方哲学的主线之一,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开始的一般和个别的讨论,历经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唯名论与唯实论的斗争、近代认识论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康德哲学对二者的调和直至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无不贯穿这条主线.每一代哲学家围绕这条主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胡塞尔在康德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了这项工作,通过对洛克概念实在论以及在洛克基础上形成的当代唯名论的批判,最终用意指性表述与含义统一相符合解决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     

中世纪两种语义学及其现代重建

以西班牙的彼得为代表的实在论语义学和以布里丹为代表的唯名论语义学代表了中世纪逻辑领域两种不同的完整语义学。然而,它们在语义学上的不同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基础或本体论承诺,而在于建构语义学的方法与思路,即范式。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逻辑策略消除实在论语义学中不必要的本体论承诺,从而在逻辑学领域实现两者的部分融合|唯名论语义理论因之可以通过副词化的手段从实在论语义学中获得。而对两种语义学合理的现代重建,既可表明唯名论与实在论的区别,又可表明唯名论语义学如何用纯粹自然逻辑的方式恰当地表达现代逻辑标准量词理论。     

逻辑哲学中的实在论立场——普特南的不可取缔性论证探究

普特南的不可取缔性论证的主旨在于:在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中,对集合之类的抽象实体实行量化是不可取缔的,唯名论者认为诸如类和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为了替自己的论证辩护,普特南与各式各样的反对者进行了论战.对于这一论证的有效反驳似乎至今还没有出现,对于这一论证的反驳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或许正是普特南不可取缔性论证的魅力所在.     

普特南早期实在论的实用主义倾向

普特南早期研究的重点在于用实在论观点解释科学革命的现实.研究者一般把他这一时期的观点归于塞拉斯、夏皮尔等人的科学实在论阵营,并且认为他日后的内在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实在论是对这一立场的完全背离.事实上,此时普特南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反对一般科学实在论的观点.他通过反思卡尔纳普、蒯因、库恩等人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可以相容于实用主义图景的实在论观点并贯彻于日后的思考中.这主要包括:数学、逻辑学的抽象对象需要实在论解释,其存在问题则依赖于我们的表征；不仅物理学,而且数学、逻辑学都具有准经验基础,是可错的；科学语词的指称是固定的,它并非相对于概念框架.     

略论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的斗争

从古至今的一切哲学思想都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虽然在封建教会的严格控制和监管之下,但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正统派和非正统派的斗争,即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战,其论战的实质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特殊表现形式。     

唯名论:霍布斯的法律概念的哲学基础

霍布斯的唯名论主张,根本没有所谓的“一般”事物,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只有个体意志的存在而没有普遍的“正确理性”。这样,如果个体仅凭自己的意志冲动行事,就会引起道德或价值的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确立一个最高权威———主权者,用它的意志来替代众多个体的意志。主权者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的本质乃是出于主权者的权威。因此,霍布斯的法律概念基于他的唯名论之上。     

沈有鼎意义理论探赜

意义理论是现代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的核心议题。沈有鼎从佛教唯识学认识论出发,借鉴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对汉语表达式的形式结构以及意义和真值作了具体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意义理论研究体系。在对语言、思想和对象三者关系的讨论中,沈有鼎为其唯名论立场进行辩护。沈有鼎的意义理论不仅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语言哲学发展中具有超前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解决空专名疑难等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以及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方面,仍具有重要启迪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