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

围绕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治理模式，即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这一模式是以国家为核心，在一定时期和内外环境约束下，通过减排和增汇路径，对中国境内由人类活动造成的CO2排放与人为CO2吸收量之间关系进行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其内部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结构组成，每层结构各不相同。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的提出，拓展和完善了气候变化整体治理理论，为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机制借鉴。     

社会功能重塑: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研究——以F市地方传统商超为例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城市社区商业积极参与抗疫防控行为引发社会对其社会功能的重新思 考.调研发现,危机前后城市社区商业行为有了明显改变,由社会规范、聚集人群、社会化和社区意识组成的社区商业的社会功能从弱变强.危机中城市社区商业行为的变化不仅促进了零售机会的增加,还加强了与所属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因此,告别单一的经济功能,进一步推动城市商业社区社会功能的重塑,是实现城市社区商业转型的关键.     

国家是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识。文明与国家既具不同范畴内涵,亦互动互促。国家演进需要文明奠立的基础,而国家也在演进中呵护、助推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沈国舫生态保护和建设学术思想研究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系统研究也逐步加强.沈国舫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长期在林业、生态、环境领域开展理论研究和政策咨询,在生态保护和建设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生态保护和建设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础,应从客观发展规律和我国本土特色出发,提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综合措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分类施策.这为我国生态和环境领域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实施和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决策支撑,为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事业贡献了具有针对性的、值得借鉴的新的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绿色环保的生产模式以及正确的生态文明意识,对于我们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概括凝练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以及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这些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完善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和钻研,而人民群众对它的认识和概括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何对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具有时代特色的概括和凝练,使其时代化和大众化,对于其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和贯彻具有重要意义。     

回到亚当·斯密:法律经济学的古典起源

本文对亚当·斯密及其先辈对法律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思想史的追溯,从而得到如下的启示:古典经济学家理解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的演化和作用,是着眼于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来落笔的。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商业社会的法律以及司法制度是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之维护而逐渐被需要出来的,然后通过在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而逐渐由城市扩及到农村地区,实现普遍的良好的政府治理秩序。反观当代法律经济学的定义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科学的立场、乃至实证的角度,寻找最优的法律体系建立,或者检验既有法律的效率高低。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科学方法的应用与推广,但是,却也使得法律经济学在思考的深度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之穿透力上尚且有所欠缺。因此,当代法律经济学亟需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诸位先哲中汲取更多思想的力量,为一个更为深远的基于生产的制度框架下的法律研究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厘清与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规范内涵

对基本权利功能与遴选标准的不同认识,是造成环境权入宪纷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平等主体间环境侵权行为不需要由宪法给予基本权利层面的保护。2018年宪法修改,在第89条第6项新增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权,属于授权性规范与职责性规范于一体的权力规范,其规范内涵应解释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构建区别于传统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权力机制,确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权力,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其他国家机构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面对由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异化、环境利益与私有财产权等权益冲突引发的问题,需要坚守权益位阶判断的相对性与特殊性,谋求合乎比例的权益协调,明确与生态文明建设职权相对应的职责,从而化解生态环境领域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种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