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代的天人关系——以人祭祈雨为例

“天人关系”之所以是一个不受时代限制的哲学问题，在于它探讨的是人与自身力不能及的事情之间的关系，其所指是“人与人外力量的关系”，其中，“人外”主要指力量的作用范围有别于人。在这一意义上，商代有“天人关系”问题。从人祭祈雨习俗来看，殷人既表现出了对人本身的肯定，又怀有对人外力量的依赖，他们的天人观是在承认天人共存的基础上寻求天人互惠。     

论商代的法律制度

本文根据现存的零星文献和甲骨文卜辞，通过对商代的主要法典─—汤刑及商代法律的特点、商代刑法中的主要罪名和刑名的分析研究，全面探讨了商代的立法、法律的内容及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试析商代以“德”“富” 为内容的幸福观

幸福观即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和看法.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商代人的幸福观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政治治理层面的修德勤政、宽民爱民,以实现协和万邦、百姓安宁为幸福追求,即以“德”为福;二是经济层面的崇富恶贫,积极发展经济,以期实现牛羊成群、五谷丰登、交易获利,即以“富”为福;三是在精神信仰层面的事神致福,期望通过殷勤地敬神、崇神活动,获得超自然力的神佑及心灵上的安宁,即以获得神佑为“福”.分析商代幸福观念的内容,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形成的早期原因,对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傅说传说与战国“选贤”思想

在传统的古史叙事结构中,傅说是仅次于伊尹的商代名相。然而傅说传说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不合理的成分,例如傅说出身低微,在"以亲以贵"的商代职官体系中根本不可能登坛拜相;与傅说同时代或前后的商代著名政治人物,如巫咸、伊尹、甘盘等均见于甲骨文祀谱,而最为著名的傅说本人却在商代祀谱中不见踪迹;周初周公论史于武丁朝仅提到甘盘,不及傅说。这些传世及出土文献之间的矛盾并非流传已久而渐歧出那么简单。从战国时代有关傅说传说资料的基础上可以看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     

商代晚期赏赐铭文

殷商时期的赏赐铭文,均在殷墟四期。赏赐动词有赐、赏、光、贶、宾;赏赐品有贝、玉器、农产品及自铭物;赏赐者有商王、子、■、王后;受赏者有小臣、武职人员、寝官、宰官、巂官;赏赐地点有寝、宗庙、大室;赏赐铭文载体有食器和酒器;赏赐授受双方的身份显示出了商代政治的结构。     

商代海贝性质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商代海贝或者仿海贝是中国货币的最初阶段,但是,从考古发现的商代海贝来看,出土情况复杂,无法从考古材料上对商代已经出现货币的观点给予支持;相反,从大量商代海贝密集出土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海贝是殷商时期大量使用的装饰品,最初仅仅作为财富的象征,甚至是在一定程度还可以起到辨别不同人群的功能;同时不排除西周以后货贝演化为货币的可能性。     

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商代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尚处在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时期。有殷一代的大部分时期，专制王权尚未得以确立，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而使商代政治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大一统的专制国家远未形成，而是众多方国的联盟。直到商代晚期，王权突出，神权衰落，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试论商代的会盟誓诅制度

对有关材料分析研究可知，商代存在会制盟誓制度。盟誓制度具有主盟人和与盟人地位不平等、盟誓用品和盟誓仪式独特、盟辞内容程式化以及盟誓多与军事战争有关等特点。商代盟誓制度并不发达，原因在于王权的强大。商代诅咒现象应较普遍     

陕西甘泉出土晚商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

《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刊载了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2005年6月出土的一批晚商青铜器。由于文物是在机械施工中发现的，残损非常严重，出土地点的原始状态也完全被毁坏，经过整理，此次共出土文物70件，其中青铜器57件，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本文试就此次所出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