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我国《民法典》中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效力

优良家风进入民法典，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法独特的社会化要求与其并入民法典后的社会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优良家风条款通过导入家庭在身份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家庭关系中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公共秩序范围与来源，以及制衡婚姻家庭法的财产法化倾向，可有效反映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优良家风条款的效力构成包含了旨在规制家庭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效力，以及推动道德教化的倡导性规范效力，但其核心是引导司法过程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效力。在具体适用上，应着重实现优良家风在处理监护人“失管失教”与家庭成员造成外部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在合理维护家庭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限制假借身份行为谋取不当财产利益行为的功利性效力，以及在创设基于优良家风的独立法益等方面的规范功能。     

"三美论"视角下《关雎》英译的美感再现研究

《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凝聚了艺术美、音乐美及意象美,具有鲜明的语言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但是,目前为止,专门从理论角度对于《关雎》英译的研究却较为少见.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翻译理论着意于文学作品的美感再现,对于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基于"三美论"视角,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方面对《关雎》的不同英译版本进行研究,旨在证明"三美论"对诗歌美感再现的理论解释力以及指导作用.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周锡瑞与美国“失掉机会论”

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重要代表人物的周锡瑞教授,在1974年编辑出版了《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告》一书,其中保留了许多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峙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珍贵资料,成为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史料,是美国反思对华关系的"失掉机会论"的又一力作,为推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     

心镜与史鉴——王船山历史工夫论发详

王船山对心性工夫与历史关系给出了不同于道学传统的思考。他通过对道学以心为镜譬喻的批判以表明:人只能在其有限性视域下依照心志意向做出善恶是非判断,而不当让事物向人显现出无历史性无情境的意义。他主张通过对历史与经典的诠释,呼应其所处的时势,将自身的伦理——政治实践融入历史之中。达成之道在于:设身处地地进入历史情境,共其忧患,让历史中那些思考与决断的可能性向自身开放,成为自身生存的可能性与生命经验,综参时、势、经、义,以求得中道。船山认为君子只有不断以此方式返回经史,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实践智慧,通达内圣外王之道。     

张栻早期、中期与晚期工夫论之演变

张栻原本继承胡宏之学，但在与朱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思想特别是工夫论发生了多次变化。学界一般将其工夫论分为早晚两期，但考察其晚年更订的《孟子说》的部分内容以及《论语解》，会发现南轩在去世前还有一次较为隐秘的转变。因此其工夫论实际上应该分为三期：早期继承胡宏之学，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中期为“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晚期则为“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