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的国家化与国际化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各国会计活动也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同时,会计又受到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各种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这就出现了会计的国家化。本文主要讲述了会计的国家化与国际化的冲突与协调,并为我国应对会计的国际化提出几点建议。     

社会空间的拓展: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透视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已拉开帷幕,此次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实质性变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国家社会化是此次改革的内在逻辑.从现实背景来看,民间组织的大量涌现以及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促进改革的重要力量.从主要趋向来看,经过此次改革,社会力量将从边缘走上前台,社会治理将从控制走向共治,市民社会将由弱小走向成熟.总之,国家与社会将朝着一种全新的关系模式发展.     

市民社会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构建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市民社会在中国总体上是缺位的.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与中国社会福利体制改革近乎是同步进行的.在市民社会发育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从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看,社会化过度而国家化不足;二是从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看,社会化(市场化)不足而国家化过度.     

会计国家化和国际化的思考

经济世界一体化要求会计在国际间进行协调,如何对待会计的国际化与保持本国特色是人们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文章从会计的双重属性出发,论述了会计的国家化与国际化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并对我国如何处理会计国际化与保持中国特色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中国会计国际化的思考

随着经济一体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会计这样一种通用国际语言的大融合趋势也日益明朗,会计国际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本文详细阐述了会计国际化的意义和可能性,指出会计国际化的实质是各国利益之争,提出了我国会计国际化的三种途径,即国家化、区域化、国际化。     

从分到合的深度历史：碑刻所见思州土司辖区国家化进程新探

元代思州田氏土司地区,在多元一体王朝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对发现于贵州德江和石阡的两件元代思州土司铭刻内容作了细致的考证,分析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着力探讨了其隐含的元代末期思州田氏土司走向分裂的历史细节。田氏的分裂固然是田氏家族内部两大房族发展不平衡所致,但从根本上讲,则是深刻地受制于元明之际王朝国家转变的大环境。田氏土司二房田茂安的政治分裂活动不利于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央王朝对思州地区的统一,进而增强了对西南地区统一的基础。田氏的分裂是作为过渡地带的思州地区逐渐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从人的本性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摒弃了以往研究中在理解国家与社会及其关系问题上缺乏人性分析的不足 ,把人性论作为研究的方法论 ,运用马克思关于人性及人的三形态理论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文章从人的双重本性出发 ,集中地讨论了“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的历史性转换 ,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经的两个阶段 ,“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都内在地根植于人的本性。文章分析了社会国家化的实质、特征 ,阐述了国家社会化的内容、途径和形式 ,提出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日常化是国家社会化的基本内容 ,市场经济是国家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解读 ,逻辑地展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巴盐古道”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上,"巴盐古道"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巴蜀地区盐业的发展,其不仅是西南地区经济连接的纽带,也是国家权力主导之下极力发展的民族走廊。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以及民族社会的不断进步,盐道的历史地位也在不断凸显。而且"巴盐古道"本身作为交汇区和过渡带,对国家力量渗透、族群社会发展、区域市场建立以及西南移民活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也体现了"巴盐古道"早已被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之中。因而,"巴盐古道"作为一条传统通道,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和变革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在民族走廊历史进程的研究领域中亦不容忽视。     

论中国国家社会化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浑然不分的典型,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有关,也是人的本性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把这一过程称为国家社会化,并且初步探讨了中国国家社会化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     

科学的国家化：20世纪50年代国家与科学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集中、有效地利用和控制学术资源,以服务于国家建设,科学活动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体制。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组织的全面“国有化”,对科学家进行思想改造并确定其作为国家干部的政治身份,强调科学活动的计划性并从国家层面制订科技发展规划,在科学活动中实行并逐渐强化党的领导,以这些为特征的“国家化”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策制订者强调科学与国家发展需要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为此建立了庞大的科学管理体系,由此实现了国家对科学资源与人力的集中控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国家对科学的利用。这种科学国家化的进程,即科学的国家化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一元化共生,体现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