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退溪《圣学十图》的诗性智慧与形象思维

<圣学十图>是李退溪(名混,1501-1570)68岁的作品,被视为完整表现其儒学思想的力作,也可说是其晚年定论.学者对此一作品十分重视,然研究重点多置于"圣学"内涵的探讨.文章从"图"的角度审视退溪作图说理所蕴藏的诗性智慧与形象思维,尝试以维科(Vico,1668-1744)、黑格尔(Hegel.1770-1831)、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72)、加达默尔(Gadamer,1900-2003)的理论为参照系,探索退溪作图的意义."图"对退溪的圣学而言,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本质性的.就存有论的层面言,道本无形象,却寓于形象,道与形的关系值得深究;就工夫论的层面言,退溪所谓"因图致思"、"体玩警省于日用之际,心目之间",正是培养护持"敬"的重要工夫,故图与工夫论息息相关.退溪留下2000多首诗,其中有700首写于人生最后的十年,这十年同时也是其学问臻于成熟的时期,他更在68岁留下具备其思想完整体系的<圣学十图>.退溪在其思想成熟之期,如此富于诗情画意,不无深意,值得深入探讨.     

略论周敦颐圣学观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特色

北宋思想家周敦颐的圣学观,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以＂诚＂为圣人之本,以＂无欲＂为学圣之要,坚持＂中正仁义而主静＂的价值观,开创了宋明理学＂学以至圣人之道＂的修道理路。其圣学观简明扼要,兼取释、道思想精华,具有促使儒学发展模式转向的历史作用。     

儒家修身传统与中国哲学重建——来自《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的思想启示

陈立胜先生《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一书试图回到源远流长的儒家修身传统来重建中国哲学。在这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中，陈立胜先生以其恢宏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哲学洞见，把儒家修身传统划分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德行培育时代、唐宋变革之际的心灵操练时代、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当今“人机之辨”的新时代，并借着“轴心时代”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对中国哲学的定义、中国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具体的论述中，该书主要围绕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反省”技术、“知-情-意”的基本领域、“内圣”的终极关怀三个面向展开。可以说，陈立胜先生在该书中的学术努力，不仅穿越了中国哲学重建的双重思想屏障，而且自始至终贯穿着颇为自觉的“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识，已然呈现出一种“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的新气象。     

朝鲜对中国儒学的接受——以栗谷李珥的《圣学辑要》为中心

高丽末期,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成为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朝鲜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可称为帝王学标本的《大学》在以多样形态发展的过程中,被朝鲜的政治指导者视为教材。朝鲜时代的学者栗谷撰述的圣学教科书《圣学辑要》对《大学》进行再解释和学问上的发展。《圣学辑要》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基础,分为"修己"、"正家"和"为政",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大学》所体现的单纯层次的修己治人,被发展为非常具体的政治和人生的实践指南。尤其是把具有模糊意义的儒教理念表现为实际人生的现实,使朝鲜儒教得以体系化。这就体现了所谓以"正"为核心的政治,追求持续性人生的矫正教育。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儒家哲学可分为三个大时代:先秦、宋明、现代;儒家的精神传统,不只是俗世伦理;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仁内礼外)和孟子(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五四(1919)反传统,儒学由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儒学复兴.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应该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以面对"全球地域化"的挑战.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