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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民生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2):77-84
宋代以隐士、居士、游士为代表的江湖士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规存在形态。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经学研究和诗文创作并茂,或博览群书、博学多闻,或为不容忽视的藏书家,或为成就突出、影响诗坛的著名诗人并曾在音乐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其主要文化特点,即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追求自然。这种士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充分表达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仕的高尚使之占据了道德高地,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其创造的智慧弥足珍贵。宋代江湖士人比前代大为增多,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字。宋代江湖士人自我边缘化即田园化、民间化,虽身处民间,却神居云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他们代表着民间文化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于官场有无用之用,为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别样的精气神。 相似文献
2.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相似文献
3.
4.
5.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相似文献
6.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清代南北园林分别以士人园林与皇家园林为代表。清康乾以降,士人由园林退回书斋,由艺术转而专注学术,江南园林声伎渐趋衰落,士阶层引领戏曲发展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北方皇家园林演剧却蔚为兴盛,清宫帝后大臣雅俗共赏的审美趣味引导了戏曲发展的主旋律。在南北园林演剧此消彼长以及戏曲审美雅俗嬗变的背景下,北方京剧逐渐取代江南昆曲占据了剧坛的主导地位。从士人园林到皇家园林,从昆曲到京剧,园林不仅在清代戏曲的发展中持续参与着戏曲艺术的构建,而且南北园林中各自形成的戏曲生态与接受主体,对清代南北戏曲的嬗递演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相似文献
7.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1-13
儒家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成就君子人格,易学是宋代显学,宋代士人既从易学的研读中汲取人生智慧形成君子人格,同时在易学阐释中表达他们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宋人极具张力的君子人格是刚柔并济,而又以刚为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倡导“以道自任”的敢于担当的责任人格,而又不乏“不事王侯”的自由人格;强调“以道自重”的人格独立,而又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得君行道”的现实依附性。这些与易学的研读与阐释具有一定的关联。 相似文献
8.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士人胸怀国家的情怀引领瞿秋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一生为之奋斗;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风骨使瞿秋白在逆境中坚持信仰。士人的文化核心是以和为贵,瞿秋白也深受"和"文化的影响,在党内的很多问题中,从大局出发,折中调和,减少党内矛盾,本为善意,却被迫卷入政治斗争。相比于一线的革命者,瞿秋白更显理论化,缺少实践经验,然仅依靠理论无法求一个中国问题的解决,总要在理论的基础上付诸实践。他是一个不乏独到见解并对中国革命深刻思考的理论家,尽管他的思考只停留在纸张中,却不能掩盖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畏的革命气概。 相似文献
9.
晚唐武宗朝后,君臣未能审时度势,重文教,轻武事,形成重文轻武士风,影响了众多士子的人生选择和个体命运.此风导致士大夫阶层更为清高的心理态势,助推了士人阶层与武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最终引发末世之中武人对士人的杀戮和报复.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值得深切反思. 相似文献
10.
修禊作为一种古老的祭祀风俗,在历史的流变中逐渐转化为一种文人雅集的重要形式。从闻名古今的兰亭修禊开始,修禊不断地被后世文人所模仿,留下了众多的千古佳话。文章以清朝王士禛、孔尚任、卢见曾所举行的几次著名的红桥修禊为例,通过这几次文人禊集中流传下来的诗文词赋,揭示出清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及在不同时期士人心态的流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