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与政治抵制:早期现代英国法律语境中的《复仇者悲剧》

英国自都铎王朝后期至斯图亚特早期，立宪君主论或混合君主论者抵制君权神授论，坚持家庭是一个自治的、涉及臣民私人权益的小政府，受到自然法、古代宪法或神圣法的保护。《复仇者悲剧》中公爵王室言行映射詹姆士一世在《皇家礼物》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温迪斯兄弟俩及追随者的复仇隐含当时的政治抵制学说，公爵王室与温迪斯兄弟俩的对立象征君权神授论与普通法理论的对峙。温迪斯兄弟俩却以威胁新君为由被处死，司法斗争简约为复仇冲动，维权英雄陡变为暴徒，暴君化身为明君，这暴露出君权神授论的悖论性和剧作家含混的复仇伦理。     

“大欢喜”的现代意义与鲁迅意义——以《复仇》为中心

《野草》出现的"大欢喜"概念,出自佛教,但被鲁迅改写其内涵。在"大欢喜"出现频率最高的《复仇(一)》中,鲁迅摒除了"大欢喜"包含的佛教具体义理,但认同其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认为只有接近了生命的真相,才可能真正实现"欢喜";同时鲁迅认同佛教关于"大欢喜"追求的层次性和超越性,认为只有不断的超越,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欢喜。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欢喜"成为确证生命和存在的方式,也是鲁迅追求精神独立中具有标识性的存在。鲁迅对佛教经典的改写,有其独创之处,同时也与晚清佛教复兴有很大关联。     

“赵氏孤儿”的两个面相:“大复仇”与考古学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史记·赵世家》与《左传》的记载中展示出两种不同面貌,前者为英雄神话,传递出"大复仇"的意义;后者则呈现为一场包含着通奸、诬告和利益的暗中转移的政治阴谋。在不以历史真相为诉求对象的意义上,通过对两种叙事中不同策略的分析,可以分辨出"专注于人物命运的叙事策略"和"专注于事件进程的叙事策略",而前者在历史上的传播远比后者成功。在对两种策略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权力运作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只有将话语与实践相联系,才能从历史陈述中间获得有价值的历史知识。     

超越复仇:公众舆论、法院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从理想状态来说,公众舆论的期待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即在死刑案件中实现正义这一共同的价值追求。但颇为奇怪的是,在诸多焦点性死刑案件之中,公众舆论往往与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冲突乃至对抗的面相:民愤——抵抗模式,民怜——顺应模式,民冤——纠错模式。其原因在于,在抽象的"正义"、"报应"之下,社会公众与法院对于正义的理解以及报应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此乃引发公众舆论与法院之间冲突的观念根源;而国家从复仇到宽恕的死刑司法政策转向则是引发冲突的现实推手。如果说,社会公众的复仇观念并非"毒药"或者"疾病",法院控制死刑适用的既定司法政策——"宽恕"也并非疗疾的唯一良方,那么,在宽恕之外,我们必须确立还原性标准,即将公众舆论对死刑司法控制的影响具体化在"罪行极其严重"之中;以及激活宽恕机制的社会环境,即构建双方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     

论鲁迅《铸剑》之于莫言的意义

在莫言的鲁迅阅读史和文学阅读史中,对于《铸剑》的评价最高。鲁迅的“铸剑”描写对莫言的“打铁”情结影响深远,“铸剑”是叙事的缘起也是显示人物命运的有效载体,“打铁”是叙事的语境也是延伸人物命运的有效场景。尤其在《姑妈的宝刀》和《月光斩》中,不仅有外在形式的移植,更有内在思想的启示。鲁迅的“复仇精神”转换为莫言的“生命伦理”,生命主体从“生”的“对立”到“死”的“一体”,从“复仇”起始至仇恨消弥,实现了对“复仇精神”的阐释、解构和发展,而其中又深刻蕴含着对“自我”的“憎恶”。从鲁迅到莫言,不仅延伸出鲜明的主体意识,而且可以寻绎出现代文学精神在当代的传统性延续和创造性转换的线索。     

“僵尸”复活想的一定是复仇——关于德日的思考

前几日看了一部从网上下载的德国电影《希望与斗争》——片名太像政治演说稿的题目了，也太像大学论文的题目了，简直太是德国电影的片名了。     

无字之法探源

采集狩猎族群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领地、互惠、核心家庭、复仇以及初步的权威，构成了他们法律生活的主要方面。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孕育了不动产和不动产法，互惠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商品交换及规则，陶寺遗址的等级化墓葬和礼器，聚落之间的等级，聚族而葬，刑罚标志着宗法礼制已经出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人类学资料和考古资料，通过探讨史前法律的产生与发展，期待将法律起源的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实验品的爱情复仇

雪儿走进诊室的时候，吴骘刚诊断完最后一个病人。雪儿挺着胸脯靠在门框上，媚惑的眼神望向吴骘。她是个精致的少妇，脸蛋漂亮而妖娆，身材丰腴而诱人，魅惑的眼神隐含着无数风情与欲望。在春日阳光明媚的午后，对而立之年的吴骘来说，雪儿的出现注定是一段故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