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类自媒体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及就医态度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根据抑郁症患者对健康类自媒体的接触现状，构建了自媒体信息接触对患者认知及就医态度的影响模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基于213位抑郁症患者的问卷数据，对比了抑郁症患者与普通人的认知差异，考察了抑郁症患者的“多元无知”现象，并探索了媒体信息对患者人群的影响。研究发现：（1）抑郁症患者与普通人对抑郁症的实际认知之间存在偏差，出现多元无知现象；（2）抑郁症患者感知自媒体存在偏见，进而高估普通人对于抑郁症患者的负面态度，由此强化病耻感；（3）抑郁症患者推测自媒体会对其他抑郁症患者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感知也增强了患者自身的病耻感；（4）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对其就医态度产生了负向预测效应。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从传播效果的理论层面解读抑郁症患者的病耻感和就医意向，对改进健康信息传播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自组织理论构建地方高校协同育人机制

协同育人是当代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流方向.当前,高校协同育人在制度上、机制上、模式上存在不足,特别是企业方参与协同育人的主动性不强,严重制约高校协同育人的成效.运用"自组织"理论,可以有效审视高校协同育人机制上的缺失,指导深度推进高校协同育人.健全高校协同育人机制,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高校发挥主体作用、企业发挥重要参与作用.     

数字社会中算法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构建

算法消费者是消费者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是通过在智能算法接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衔接与适用空间的解释或立法构造。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过程保护应围绕算法消费者的同意机制多元化、平台经营者个性化披露、算法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信义义务等维度展开,并以公益诉讼保护作为结果保护的手段。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动员机制与实践策略——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其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宣传动员和专项治理实现有效整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建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宣传动员类型和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实现压力传导;借助社会动员形成共识;通过共意动员建立共同体;依托行动动员实现资源聚集。本文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作为案例,阐释了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有效动员与避免社会失序、内部动员与外部动员等不同议题之间实现策略性平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在示范、刺激和信任的多重机制约束下达成治理预期。     

体育强国视域下体育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体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时代进程。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提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如何通过有效的体育治理来实现体育强国战略,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体育治理目标定位与现实社会环境之间还存在偏差,体育治理组织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体育政策的执行,同时体育治理利益多元博弈对体育治理方式提出挑战。体育治理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生活需求为根本导向,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层面进行深度改革,助力体育强国的实现。     

获得感：概念、机制与统计测量

获得感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获得感有一个从顾客满意度到获得感的发展过程，是指个体在获取某种利益之后，内心深处所产生的一系列主观感受，是一种满足和幸福的积极情绪体验，而这种感受要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获得基础之上，具有主观性、客观性以及可测性等主要特征。基于此，获得感的结构兼具物质根源和心理根源，物质根源是获得感的基础，心理根源是获得感的核心。而获得感的测量方法应该注重自陈式路径，统计测量指标也需要主客观指标相结合。在技术上，研究者可利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方法确定合理的指标维度，用主观评定法以及因子分析法确定获得感各指标的权重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