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天理观”的法理学释义——历史目的论的视角

先秦以来,"天"一直是一个意蕴丰富的词,它沿着"天谴""天理""公理"的发展路径主宰着中国社会。宋明时期的"天理观"重塑了天的内涵,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法律思想。然而历史的目的不外乎"经世致用"和"自我认知",而前者又以后者为基础。文章以历史目的论为视角,探索性地分析"天理"与道德、自然法、公平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系统的展示"天理"对宋明法律的思想、规范及价值的影响。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诗经》与心学之原——从王应麟的论点出发

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指出,《诗经》中《敬之》篇所表达的思想是心学之原。历来学者在探讨心学的源流时,对王氏之观点没有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心学大师杨简的确在对《敬之》章的诠释中将"敬"与心相连,而公认对陆王心学影响巨大的孟子,在推崇"敬"的同时,也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敬"在陆象山、王阳明和其他心学大师的哲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诗》学也被他们认为是在敬畏之时保持洒落的关键,因此,王应麟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可信的,这也为剖析心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二程相关的几点哲学思想及史料问题之辨析--兼评葛瑞汉书中的一些观点

分析了二程思想倾向之异。程颢主德,追求超越的宇宙人生之道德价值。程颐侧重主知的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现象中之必然性。二程的天理(理)既是宇宙中人与物本身皆内在具有的超越的道德性的绝对,又是天地间事物本身客观的自然规律之理。大程的识仁倾向前者,小程的格物注重于后者。文章认为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人的性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张载有明显的虚、气二元倾向,对《粹言》的编者为谁,及张载和程颐的语录中分别混杂有对方语录等问题作了考辨。     

明觉与思维

从现代哲学的知识形态出发,本文作者在认识论方面对二程哲学进行专题研究,重点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的认识路线差异.心之明觉与心之思维作为心之智性两个方面的开展,一直一曲,一合一分,在认识天理的方式上,明道重心之明觉,伊川重心之思维,由此而建构各自的认识论.从目前整理完毕的文献资料看,明道的认识论比较自我圆成,而伊川的认识论存有自我矛盾之处.     

一道涟漪让水有生命——新发现欧阳修书简的学术意义

2011年,欧阳修研究领域有一件大事,就是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在该年度日本宋代文学研究会上宣布,他在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中发现了其他版本欧集所没有的欧公书简96通。这个消息一公布,就在中日学术界引起了震动。随着96通书简在《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一     

利玛窦与理学——一个批评性的回应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指责理学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有神论传统,并宣称该传统与基督教是一致的。然而,利玛窦的这两个论断都站不住脚。实际上,以朱熹为代表的许多宋明儒者们仍忠实于西周以来的有神论上帝观。这种儒学的上帝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是截然不同的:其一,儒学的上帝是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其二,儒学的上帝是服从于天理的,从而在逻辑上处于次级的地位。利玛窦的失败凸显出儒耶上帝观之间的巨大差异,真正深层面的儒耶对话恐怕只能产生于儒学与非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之间。     

循天理以成人礼 促平民得成圣王——程颐平民化圣王治世哲学

程颐隆礼重法的平民圣王治国理想深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北宋时期道学沦丧、圣人自身所具有的治世品格及平民成圣三者的共同作用,平民化圣王治世才得以可能。程颐理学视域下的圣人具有尽理、设教、清者之量和中和之气等道德品格。但是,圣人在治理国家时并非依托圣人气象的感召,而是依靠理学视域下的礼法并重的观念治理。礼主要包括治国之礼、祭祀之礼、礼与民心等方面,法主要包括三王之法、使民之法和无位治世等内容。程颐的政治哲学＂理想国＂是以圣人、天理为根基,以礼法制度为内容,以民心、民愿为根本的理想国家。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