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威仪与神政合流:古代济渎祠祀制度变迁考论

历史时期的济渎祭祀较早地被纳入国家祭祀的礼制系统,成为大一统皇权威仪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济渎祭祀制度在历史演进中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隋代之前在选择济渎祭祀地点上表现出近源性趋向和利用济渎源通北海的说法解释二者合祀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北方恶劣复杂的自然人文环境与中原王朝神政合流的政治意图导致了济渎合祀现象的形成。济渎名号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朝权力的集中化,济渎祭祀的神祠化与民间化现象在基层社会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国家奉祀制度和民间信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诗经》“威仪”说

《诗经》中"威仪"一词有三个义项:一指礼容,二指符合礼仪节文的言行表现,三指能起表率作用的言行、德行。在《诗经》中,威仪都与德行有关,被认为是道德精神的表现。威仪的这种用法在《尚书》中也存在。金文资料中,威仪用例含义和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一致,着眼于道德精神层面的内涵,认为威仪是守礼、有德的表现。春秋以后,威仪逐渐固化为礼制,成为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周颂·有客》与周代宾礼

《诗经》是记载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文献,周代五礼在《诗经》中皆有反映。授絷是周礼中的一个重要仪节,《周颂·有客》所载授絷等具体送宾仪节,反映了周礼敬的内涵,它是周王抚有天下的伦理基础。由该篇的讨论,还可窥见《周颂》性质的一个侧面。     

《诗经》战争诗的独特文学风貌及其成因

《诗经》中战争诗不多,且大都正面描写的是朝廷军队磅礴的气势、显赫的威仪,没有战斗场面的具体描绘。形成这种独特文学风貌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周礼的影响,周统治者敬德、保民、惠民的思想,周人威仪外显的特点以及诗歌作者文武兼备之因素。     

威仪、身体与性命——儒家身心一体的威仪观及其中道超越

对于春秋威仪观的解读,学界一般将威仪等同于礼,实际上礼仪是仪式化的礼的规范,而威仪则是经由礼仪实践而呈现的身体气象,具有身心一体的特征,二者具有微妙却重要的差异,此一差异指向了身体在礼乐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与儒家早期性命思想密切相关。在春秋时期,身心一体的威仪被看做是定命的方式,具有超越意义;同时又潜在地包含着孟子心性中"大体"、"小体"两个面向,对于后来的人性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基于身体的威仪观所体现的超越精神,既不同于单纯的外在超越,也不同于后来基于心性论的内在超越,而是一种身心兼融的中道超越,体现了早期儒家超越方式的特殊性。     

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

儒家的身体观的历史原型无疑是周代的威仪观,但威仪观诞生于儒学创立之前,威仪身体气象之形成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内在心性的自觉。孔子创立儒学,摄礼归仁,其身体观本于仁而达于礼,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身体观由此诞生。人性论在孔子思想中并没有充分展开,《性自命出》的性情论是儒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性论,它把情设定为人性的内涵,它重视诗礼教化对心性和身体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身体观即性情化的身体观,成为孟子心性化的身体观的历史前奏。     

威仪观念与《诗经》叙事模式的世界观照

威仪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它伴随着人的尊严而产生。高尚感是人们永恒追求,它在先秦文学典籍中有充分的表现,其主要文本载体是《诗经》。在风雅颂三者中均有表现高尚感的作品,不过这类作品最集中的表现还在《颂》诗中。《颂》诗的主要风格是高尚,它通过威仪观念表现出来。《小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整齐的章法。《大雅》言及威仪的诗篇,主要呈现出错综的章法。《颂》诗最主要的章法特点是不分章,而做诗人的主观际性是《颂》章法的决定性因素。     

威仪:朝廷之美的起源、演进、定型、意义

从原始古礼之美到中央朝廷之美的演进,最后落实到威仪上。从语汇上,是从空地之礼的義,到社坛之礼的宜,到祖庙之礼的畏,最后定型在朝廷之礼的威仪。朝廷威仪有西周分封制和秦汉集权制两种类型,但基本思想相同,即有容乃大的胸怀(德)和战胜一切的暴力(威)在美感形式(仪)上的统一。天下观和等级性是威仪作为朝廷之美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