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强盗罪及对我国当代立法的启示

唐律有着"东方罗马法"的美誉,它不仅最早将各种情形的经济类犯罪统一区分为"六赃",还首开人类量刑规范化的先河。对于"六赃"之首的强盗罪,它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系统概括了该罪的罪状,并按照由轻至重的顺序依次规定了7个等次的法定刑幅度。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唐律关于强盗罪的立法不仅颇具与当代罪刑相适应的韵味,而且,对于犯罪过程中持杖、杀人、伤人行为刑罚的陡然加重,也蕴含着尽可能使被害人免遭人身伤害的匠心和智慧;同时,还使自远古以来绵久悠长的用刑尚宽思想在制度和实施层面上都落到了实处,并对我国当代抢劫罪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本土文化资源。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的罪因、特征与治理措施

网络直播聚合犯罪愈演愈烈，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犯罪和色情犯罪领域，国内目前对该类犯罪的研究较少。网络直播聚合犯罪与社会结构方面的紧张、个人违法性意识方面的紧张存在关系，前者主要体现为：商品拜物教影响下的部分民众设定目标时日益以物质获得为参考系；阶层固化使得处于部分底层民众无法通过制度性手段实现目标。后者主要体现为网络直播聚合犯罪者实施犯罪，与其权衡犯罪成本与获利数额、心存侥幸有关。在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前提下，归纳概括出此类犯罪的三个主要特征：犯罪主体呈现出低龄化、学历较低、无业状态较多的特点；分工的复杂性、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犯罪的隐蔽性较强；黑灰产业链业已形成并成熟。对此类犯罪的治理，应当坚持惩防并举，在惩罚方面应当注意网络直播聚合共同犯罪认定规则的变通适用，以及网络直播聚合犯罪立法扩张、司法限缩与严格执法之间的关系；在预防方面应当构建国家、社会两位一体的预防模式。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中对教义学立场偏离之反思——基于26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从教义学的立场出发,在司法适用中恪守污染环境罪的形式及实质双重判断标准,显然是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本身的回归。通过对个案以及类案的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入罪以及量刑近来都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单位追诉率的走低、务工人员入罪尺度的不一、量刑上的非规范化都是在司法适用中对教义学立场之偏离。污染环境罪教义学视阈下的司法适用应以新"十六字方针"作为价值引领,以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作为基本要求,以强化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来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论刑法中的高利贷及其刑事可罚性

高利贷在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刑法中的高利贷是指为牟取高额利润甚至暴利而放贷，并以暴力催收来降低放贷风险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其犯罪性和可罚性并非基于放贷本身，而是基于其所具有的引发暴力催收犯罪的高度危险性，是为了预防暴力催收犯罪而提前惩罚放贷行为，但这并不妨碍根据社会通常观念认为高利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种高利贷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存在与高利转贷罪相比法定刑过重的问题。对于不以暴力催收为后盾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稳定—不稳定悖论的批判与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分析

稳定—不稳定悖论诞生于冷战初期,用于描述核武器的威慑效应与国家常规军事层面安全的互动关系。随着近年来学界的研究深入,稳定—不稳定悖论的逻辑错误逐渐凸显,但当前美国战略学界依然出现用该悖论评述中国带来安全威胁的观点,本质上这是由美国安全研究范式导致的。基于能力和意图来判断国家安全威胁是美国安全研究范式的特点,美国基于这一标准做出的安全举动往往带有对抗性和单边主义色彩。结合当前美国政府的安全政策倾向,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单边主义举动,会导致美国做出更多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进而对未来国际和地区的安全态势造成消极影响。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对华战略：基于对冲概念框架的分析

对冲是指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中小国家)为应对所感知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包含一套混合、多元的政策组合的外交安全战略。基于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评估,对冲战略成为近年来韩国对华的主导战略。这一战略以积极接触为主,以分散投资、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军事安全上的间接制衡为补充。但是这一战略并不十分稳定,不仅受到美国对华战略、中美关系形态的影响,也受到韩国国内进步与保守政治分化的影响。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中韩两国都需要思考如何使两国关系尽可能不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而保持稳定这一重要课题。为此,中韩需要进一步在制度层面稳定和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与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同时,还需要建立制度性战略沟通机制,培育互信,管控潜在的风险,以维护中韩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