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杭州拱宸桥娼妓业的治理(1912-1936)

民国以来,随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妇女解放思潮的渐次兴起,娼妓的悲惨境遇备受关注。在此背景下,杭州市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发起了一场废娼运动,虽然成果与预期相差甚远,最后重新回到对公娼核发执照、征收妓捐的治娼模式,但是政府的废娼行动与济娼措施,表达了现代化政府的执政理念,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与建国初期上海娼妓治理政策的比较研究

1945年至1949年期间,国共两党都对旧上海娼妓进行了治理,基于各自所处的环境在娟妓治理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娟妓治理的理念、指导方针、治理实效、对待妓女的处理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性和差异性,但最后娼妓治理的成效却大相径庭。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娼妓治理政策的缺失对后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禁娼政策有着较大借鉴意义。     

19～20世纪上海娼妓的分层:消费分层的体现

按照迪尔凯姆和马克思的分层原则,19～20世纪的上海娼妓应属于同一阶层,但是上海娼妓内部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通过分析不同等级的娼妓在地域分布、住所和消费价格上的差异,足以解释嫖客在社会空间、代理消费和消费能力上的差异和嫖客内部存在着消费分层.娼妓作为一种消费品,其内部的分层根源于消费者的社会分层,是消费社会的体现.     

从温庭筠诗词管窥晚唐女性对社会的作用

晚唐时期,黑暗专制的统治阶级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愿望统一天下,对士大夫们造成了心理的压抑与人格的扭曲。温庭筠等文人正生于这种社会动荡乱离阴影的笼罩时期,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也多为描写女性,男欢女爱等。作为社会中有特殊地位的女性来说,无论是思妇,还是娼妓,都以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走向了历史舞台,从一个寻欢作乐的工具变成了与文人心灵进行交流的红颜知己,发挥着她们独特的社会作用。我们可以从温庭筠的诗词中,感受晚唐时期女性对社会的特殊作用。     

“危险的愉悦”：浅析近代北京的娼妓业——以1912—1927年为范围

民国初期，北京娼妓业曾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景象，它不仅成为上流社会开展社交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成为下层民众获取愉悦、消解苦闷的去处。随着嫖娼风的盛行，娼妓业逐渐侵蚀着人们的道德与肌体。对于娼妓业，北京官方采取了“娼妓业合法化”与“救娼”的矛盾措施，这种即允许其合法存在，又欲救娼的矛盾心态，注定了娼妓业治理成效的有限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娼妓治理中的社工理念

社会工作看似是一个“舶来品”，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所开展的各类社会福利服务活动中．常常体现了“助人自助”、“相信人的潜能”等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尽管事实上的社会工作在社会生活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1945—1949年间的杭州娼妓概况与其治理

1945-1949年间,由于杭州市政府对公娼制实行"禁不开放"的政策,故杭州市没有合法妓院,娼妓全属私娼性质,杭市私娼的大量出现与当时杭州市经济恶化、民众生活艰难具有密切关系.杭州政府的娼妓治理,亦因其措施的软弱无力及不能对娼妓进行妥善救助,而难免最终失败之结果.     

摘除毒瘤建立健全的人道社会——驳充许娼妓业存在五论

遍及全世界、遗留到二十一世纪的娼妓卖淫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恶性肿瘤,可是古今中外却有不少人主张应该允许娼妓业存在。他们认为它可以减少性犯罪,可以解决穷人生计问题,可以平衡社会财富,可以解决部分女性的生活安全问题和情感需要问题,可以获得良缘、启发文化;他们甚至还认为可以推行一种比较人道的卖淫制度。对于上述五种错误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进行了全面的批驳。     

日本近代“娼妓解放运动”述评

日本明治政府迫于国际压力于1872年颁布了名不符实的“娼妓解放令”,此后日本的“废娼派”与“存娼派”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论战,而近代日本的卖淫业却依旧存在.尽管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卖春防止法》,正式在日本废除了公娼制,但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娼妓仍在日本得以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