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释迦牟尼教育哲学思想之比较

孔子和释迦牟尼同为"四大圣哲"中的东方文化巨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为东方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二者在教学哲学思想上既有明显的差异,也有诸多相近之处.孔子的教育目标为积极入世,培养治世人才救世,释迦牟尼的教育目标是超脱尘世,济度开悟觉者救人.孔子与释迦牟尼主张教育平等,因材对机施教,注重启发诱导和学思行相结合,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勤奋的必要性.作为教育者,他们与弟子平等相待,坦诚交流,言传身教,其教育思想和成就对今天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孔子:大地上的行道者——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理解孔子思想

孔子预设了当下世界中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绝对性,在天命所照耀、先王伟大传统所灌注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视域内,将"仁"显明为人类群体秩序建构的内在亲和力,将"礼"提升为人类群体生存的本质形式,从而为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自天命的神圣辉光,并以自己的亲身践履为身后的大众启示了一条通向人类尊严的大道;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在群体中成就自我的方式和途径;他"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     

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学界对《孔子诗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作者、简序编排、简文释读、文本阐释四大议题,文本阐释又包含对其诗学、诗经学史、思想史、历史文化价值的多维探索。回顾与反思其学术史可知,作者问题要立足先秦时代的著述观念与实践,注意区分"作者""述者""抄者"的各自角色及其意义;简序编排要重视物质形态的作用,遵循形制第一、表达第二、意义第三的原则;文本阐释应建立在文本整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文本整理又以简文释读为核心;诗学研究是《诗论》研究的根本与归宿,其他阐释研究则要注意文献的使用限度。     

孔子政法观念之再认识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其法律思想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参照现代法学理论,形式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就是"刑";实质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则是德礼、政刑的规范体系。孔子所理解的"法"基本被限制在"刑"的范围内,而"礼"则部分承担了"法"的"规范"职能,这也是"仁政""德教"与"和谐"等孔子政法观念核心价值的立论基础。然而,当"法"不只是"刑"的时候,"仁政""德教"与"和谐"等核心价值则需要被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