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孔道的理解维度与儒学的发展理路

民国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科举废止、经学解体，使得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民国时期理解孔道出现了四种维度：孔道即孔教；孔道即孔经；孔道即纲常名教；孔道即孔家生活。“孔道”即孔教，一方面将孔道提升到宗教的高度；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儒学在下层社会的认可基础和认可机制，维护儒学的社会根基。孔道即孔经，体现了儒学传承中的学术化维度。孔子之道即纲常名教的维度是中西文化对峙情况下以“西”观“中”的一种对孔道的解读，是一种对孔道的误读。孔道即孔家生活旨在建立一种传统的孔道式生活方式。民国时期，对于孔道的不同理解维度，同样彰显出了儒学不同的发展向度，使儒家文化呈现了多元的发展态势，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多种途径。民国时期对孔道的不同理解所开创的儒学发展的不同理路，虽然在其后此消彼长，起起伏伏，但这些理路仍然构成今天儒学发展的主流。     

《新青年》同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情缘

由于知识界在对"传统"一词的理解上存在着歧义,因此长期以来,在《新青年》同人是否全盘反传统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其实,《新青年》同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情缘,清末民初新旧杂陈、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环境正是这种情缘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一历史情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朴学,孔学与孔教,传统上、下层文化这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新旧杂陈的文化格局使《新青年》同人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情结;另一方面,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以及对"伦理的觉悟"的深刻认识迫使他们只能将文化作为一种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将那份固有的传统文化情结深埋心底。反专制、倡民主、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以及"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淑世情怀促使他们这一代五四先驱义不容辞地走上了一条"为政治而文化"的特殊道路。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康有为、严复宗教观比较

在康有为那里,教与学相混,孔子之学、孔子之教、孔学、孔教异名而同实;严复强调教与学各不相涉,始终侧重对教与学进行区分。这使康有为、严复所讲的教呈现出宽窄之分。康有为将教理解为教化之教,将保教视为保国的不二法门;严复对宗教的态度与康有为大相径庭,认定宗教与科学、自由相悖,反对通过保教来保种、保国的做法。康有为、严复对孔子思想以及孔教的理解既有差异,又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康有为与严复宗教观的比较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康有为对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

康有为是中国最早对国民意识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思想家之一,其关于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吸纳了外国优秀文化的成分,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内涵;从实现国民意识的实践看,由于康有为主张全体国民共奉孔教,这使他似乎显示出保守的一面,但其主张中其实暗含着国民意识问题最终体现为宗教或信仰问题,而这一重要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在塑造现代性的国民意识中所极其欠缺的。     

印度尼西亚孔教的形成与发展

源于中国儒教的印尼孔教自成立之始,就明确了其宗教性质,并逐步具备了"制度化宗教"的基本要素.印尼独立后,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印尼孔教历经磨难,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完备的"制度化宗教",成为印尼六大合法宗教之一.印尼孔教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儒教的宗教化、印尼化的过程反映出一部分土生华人的文化认同和华人身份认同,也显示出中国儒学传统超越历史时空的顽强生命力.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旨——论陈独秀批康批孔

《新青年》创刊本是辅导青年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放眼世界,介绍各国学术思潮、以备攻错。但尊孔派在袁世凯倒台后,公然要求以孔教立为国教。陈独秀奋起反击,论证孔教不是宗教;孔子学说已不适现代生活;孔教不能定入宪法。     

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

孔教运动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失序、道德颓败的特定社会环境,从整合社会秩序、救治文化失范的角度来说,自有其相应的合理性。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鼓吹与发动,曾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支持,他们的言行亦当属于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部分。只因其理论上的内在缺陷以及同现实政治的深刻矛盾,影响一时的孔教运动很快走向衰落。不过,孔教运动仍不失为康有为等儒士在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重构儒学的首次尝试,属于儒学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生存形态。倘若将孔教运动放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环境和儒学近代蜕变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无疑有助于充分认识和理解这场运动所承载的历史内容,透过简单的历史结局,感受历史过程的复杂性。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