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

本文基于第一、二次对"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分析说明了无锡农村经营式农业的日渐式微,并从出租农地与雇工经营的收益方程、较高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的机会成本增加,以及家庭小农场的竞争三个方面分析了经营式农业不发展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当地较高但又不足够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导致了经营式农业难以发展.较高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意味着发展经营式农业的高运营成本和高机会成本.不足够高又使得非农产业的需求与人数众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不相匹配,从而造成了家庭小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之间的激烈对抗.我们也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可能会依然呈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家庭小农场扮演的角色可能仍然不容忽视.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

广场舞象征个体的私人生活正在向公共空间扩展，基于个体需求自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化形态。在家庭核心化与个体崛起的背景下，广场舞对个体而言既是一种健身运动，进行身体展示与个体审美追求，个体也渴望在广场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身份追求。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广场舞并没有形成紧密封闭的公共生活，在团体内部出现了“抱团”与“找朋友”的双重公共生活，前者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后者呈现了个体希望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构群体归属感。总体而言，广场舞刻画出一个松散而开放的公共社群生活，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实现了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有效联结。     

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

本文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施药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农场主个体特征、家庭农场资源禀赋、外部生产环境等作为解释变量,利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从业经历、从事规模经营年限和家庭农场的是否三品一标认证、种植作物品种以及是否与农业龙头企业有联系、是否获得政府补贴等变量对家庭农场施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农场主的性别、农业技术水平和家庭农场自有劳动力个数、土地经营规模、是否有完整的收支记录、是否示范类家庭农场、是否有注册商标、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等变量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藏族大学生家庭价值观与亲社会行为

基于组织认同理论,以随机抽取的597名藏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观念—认知—行为"视角,检验了藏族大学生家庭价值观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藏族大学生的价值观对其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孝道维度、男性中心观维度和家庭本位观维度均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认同感在家庭价值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亲子沟通不仅调节了家庭价值观与家庭认同感之间的关系,还调节了家庭认同感的中介效应。     

我国律师性质的流变与重塑——从“本位主义”到“自由职业”

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律师性质从非法走向合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恢复律师制度建设以来,我国对律师一直沿用着"本位主义"的定性模式,经历了"国家本位主义""社会本位主义""当事人本位主义"三个阶段。现行的"当事人本位主义"由于依然没有破除律师的依附性,而面临着三重困境:法治信仰的失落、职业形象的恶化和职业理想的破灭。我国律师行业应属自由职业,因为律师与自由职业者的特征相契合,"自由"与法律职业精神相契合,宪法上的辩护权和平等权也要求律师为自由职业者。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意义来源于其对"本位主义"依附性弊病的克服,其有助于律师制度性和社会性功能的实现,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尊严价值。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构建从"本位主义"到"自由职业"的桥梁。     

基层市场结构中的乡村女性与家庭手工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1940—50年代)

施坚雅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是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整合的重要理论之一。2017年,施坚雅田野调查笔记的出版,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补充和修正施氏的理论。学术界多年来关注"妇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贡献是否被低估和遮蔽"的问题,而施坚雅没有论述乡村女性在市场中的表现。成都平原乡村女性是基层市场的重要参与者,1940—50年代,成都平原的乡村女性,通过参与市场活动,以及针对市场进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和农业,不仅为家庭增加了收入,为地方经济做出了贡献,更赢得了家人、社会和国家的尊重,实实在在的收入、口碑和荣誉,这些不是轻易可以遮蔽的。     

论新文学婆媳矛盾的多元叙事

在新文学家庭矛盾叙事当中，“婆媳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伦理关系，由于“媳妇”是一种“植入”型的家庭身份，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她同“婆家”的其他成员，都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这就决定了“婆婆”与“媳妇”之间，不可能具有母亲同女儿那样的亲近感。因此，新文学将其归结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遗留问题，并试图通过“启蒙”与“革命”的思想路径，去最终解决中国家庭内部的“婆媳矛盾”。然而，“婆媳关系”毕竟不同于“父子关系”，由于缺乏“血缘”这一亲情的“粘合剂”，即便是“父权”文化体制崩溃以及现代婚姻制度确立，它仍旧会是一种家庭内部生活的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