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生成机理的研究

基于标准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相结合的思想，力图刻画投资者情绪的生成机理。以引起投资者情绪变化的货币环境、市场收益、市场波动、相关资产收益等因素为起点，引入市场投资价值、市场预期两个中间变量，建立了包含直接和间接影响两类路径的投资者情绪生成概念模型。使用中国股市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间的667组日度数据，在VAR建模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市场收益对投资者情绪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市场波动和相关资产收益两因素基于市场预期中介变量间接负向作用于投资者情绪，而修正后引入的经济周期波动变量可以基于市场投资价值中介变量对投资者情绪产生正向影响，并进一步发现了市场收益、市场投资价值与投资者情绪之间存在正反馈强化过程。研究揭示出了投资者情绪生成的影响因素体系及其实现路径，将该领域研究深入到机理分析层面，并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股市过度投机行为的存在。     

基于EVA的中央企业业绩考核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央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坚强基石,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提升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的投资效率,对于夯实国有经济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业绩考核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经济增加值与非效率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尽管EVA可以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但从整体上看,EVA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EVA的积极效应存在适用空间,合理的EVA能够最大化降低非效率投资.由此可见,引导中央企业实行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保证企业理性投资,对于当前的国企改革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决议对外效力的立法安排——评《民法总则》第85条、第94条但书

《民法总则》第85条与第94条两个但书在立法上首次涉及决议的对外效力问题，但欠缺理论基础与体系性关照，还存在诸多问题。理论上决议对外效力的作用方式是影响代表权或代理权，也唯有此等决议才有相对人的信赖保护的问题。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在决议有效或效力瑕疵时都会产生，在规范适用路径上必须回归已有的信赖保护规则。就此现行法已提供完整的信赖保护规则，且相互之间存在差别，无法提取出共同规则，因此不应在总则中以“公因式”的方式规定决议的对外效力。立法论上，这两个但书应删除；解释论上，这两个但书应作为不完全法条配合现有的信赖保护规则一起适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医院拓宽对外交流合作的途径及机制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需要注重医院对外交流和合作,其是促进医院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围绕强化对外交流对医院发展的重要意义、医院拓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等方面展开讨论,在做好医院对外合作工作的基础上,可实现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等发展计划的有效落实,为医院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通过加大对这一课题的探析,为医院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展开提供借鉴,有着一定现实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面临重塑和调整。研究认为,应当以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目标,提高双向直接投资的质量,畅通供应链和产业链;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通过更高水平的双向投资带动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水平的提高; 建设高水平自贸区和自贸港,提高对外开放标准,更高质量吸引外资,提升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技术含量和自主性; 在畅通要素流动领域,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更高标准的要素流通市场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率和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能力。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