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去其君，削去尊贵爵位”：蠡勺居士革命思想管窥

蠡勺居士1873年翻译并发表了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布韦尔-利顿的小说《夜与晨》,译名《昕夕闲谈》。译者借翻译之便在小说中介绍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拿破仑的政治改革为巴黎带来的新风气,说明社会变革的基础在于启蒙教育,强调文人著书立说在法国革命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革命成功的手段是"逐君"和"削爵"。他向国人展示了法国革命的成果,"人人自由平权",国家"恍如新例之国"。蠡勺居士在翻译中受原著作者布韦尔-利顿的影响,利用小说传递新思想,以法国革命的成功为例给晚清提出革命性启示,也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提出理论和实践指导方策。     

绿色边缘:宋代江湖士人的文化

宋代以隐士、居士、游士为代表的江湖士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常规存在形态。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经学研究和诗文创作并茂,或博览群书、博学多闻,或为不容忽视的藏书家,或为成就突出、影响诗坛的著名诗人并曾在音乐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音乐家。其主要文化特点,即特立独行、淡泊名利、追求自然。这种士人本真的存在方式,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充分表达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仕的高尚使之占据了道德高地,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思考,其创造的智慧弥足珍贵。宋代江湖士人比前代大为增多,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字。宋代江湖士人自我边缘化即田园化、民间化,虽身处民间,却神居云端,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他们代表着民间文化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于官场有无用之用,为传统文化增添了一股别样的精气神。     

欧阳修佛教观“好名而欺心”辨析

张商英根据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而排佛的行为,认为欧阳修“好名而欺心”,其实,细读《六一居士传》就可以发现:“六一一居士”之“居士”一词含义并非佛教用语中“居士”的含义,而是隐居不仕之意.另有人认为欧阳修主张排佛与为幼子命名为“僧哥”(“和尚”)的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考察民俗来解释,因为民俗中自古就有以贱命为名,取其好养活之意.可以说,欧阳修并非“好名而欺心”,其佛教观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     

关于《歌代啸》的署名“虎林冲和居士”

文章欲从《歌代啸》的署名虎林冲和居士入手,来考证晚明杂剧《歌代啸》的作者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论证,最终得出:虎林冲和居士当是徐渭,而《歌代啸》的作者应该就是徐渭。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苏轼为官之成功、坎坷与从容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文学艺术全才,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家.他26岁步入仕途,为官40载,官职最高升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相当于副国级,最低被贬至琼州别驾移廉州安置,从八品,相当于副科级,66岁病逝于常州.他在为官之路上遭受的坎坷和磨难远非一般人能比,但始终从容应对,无论穷达,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的浩然之气很值得历代为官者学习和研究.     

晚明文人士大夫居士化的多元景观——以刻经、念佛、纵欲为例

晚明僧侣们或以静坐参禅接引学者，或以西方净土化诱士人，形成了居士化的狂飙，且呈现出多元景观，诸如文人结禅社、注疏佛典等。刻经、念佛、纵欲三方面显示了晚明文人居士的多元莆观，别具风味。     

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

从明代万历初期始,居士佛学兴盛。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遁入空门又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信佛的官僚在都市的结合;另一种是厌世的文化人和劳苦大众同中下层僧侣在山林的结合,而居主导地位的是前者,正是这种结合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明后期的居士们或念佛参禅,或诵经并潜研佛理,禅净合一的修行法门乃是最常见的修行方法。当时的居士大多当初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后来由信仰孔孟儒学转而信奉王氏心学,再而皈依了佛教,所以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了禅理与心学相杂,又处处倡言儒释融通的特点。     

宋代居士文化特点探微

宋代居士文化已经构成为宋代佛教文化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主要论述了居士主流成分的变化以及发展态势的演变使得宋代居士文化具备新的特点,如居士文化的雅化,士大夫居士推动儒、释融合的进程,促成宋代心性思想逐渐成熟以及成长为护法的主导力量等,并由此探讨宋代士大夫居士皈依佛教的自性追求的内在原因。宋型文化的确立,居士文化在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标明宋代居士文化在宋型文化发展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