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共治共享视角下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维度识别与评价指数构建 ——基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研

[提要]旅游市场秩序规范与否影响着旅游行业的声誉及其在游客心中的形象，规范的旅游市场秩序和完善的制度环境可通过赋能市场推动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对旅游市场监管人员、旅游者、旅游经营者等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学者的深度访谈收集一手资料，辅助多样化的二手资料，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识别出旅游市场秩序的评价维度，即制度环境、旅游市场准入秩序、旅游市场交易秩序、旅游市场竞争秩序、旅游者反馈处理和旅游市场退出秩序，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维度模型；基于维度模型，确定了旅游市场秩序的测量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水平评价指数。研究基于旅游市场治理工作的迫切需求构建了旅游市场秩序评价的理论模型，旨在为旅游市场秩序的测评和治理提供指导，以旅游业特色理论推进良好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的完善。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基于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探讨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对于释放居民购买力,促进消费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0—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更加系统地研究了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随着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和正向作用均会被强化,并且少儿抚养比的负向作用要大于老年抚养比的正向作用;(2)受教育水平、性别比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城镇化会抑制居民储蓄率的提高;(3)老年抚养比、性别比、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和城镇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转换计量方法,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模型稳健性较好.基于结果,本文提出了私人养育成本社会化、建立动态的社会保障制度、注重城镇化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鸿沟、持续提升人力资本等政策建议.     

幸福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及实践向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价值多元交流、文化多样传播的新时代,这对人们的幸福观念和幸福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幸福理论渊源的系统挖掘,论述幸福的科学内涵,阐释幸福的实践向度,这对于创造我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浙江省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网络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2011-2020年的数据，以降维后的污染指数为非期望产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浙江各市总体上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优于研发阶段，城市间发展差异较大；整体TFP指数均值为1.121，其提升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对外开放、政府干预和研发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但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U型关系不显著。     

普惠金融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自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福建省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明显,许多金融资源都集中在较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则无法获得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以Sarma提出的IFI指数理论为基础,构建福建省2005-2019年的普惠金融指数,得出福建省普惠金融目前处于较高水平,在测度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后,建立福建省2005-2019年福建省农村发展的经济指标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得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有显著影响,即发展普惠金融会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     

美好生活、民生保障与劳动幸福权的最大化实现

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人期待和向往的生活状态，但要使得这种生活状态成为一种可测量和可触摸的具体存在，则离不开劳动幸福权概念的出场和引入。美好生活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与当前阶段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民生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这样的新型民生保障与传统的那种救济型、仁慈型、施舍型民生保障是完全不同的，它属于更加深层的民生保障。这样的深层民生保障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劳动幸福权理论上才能得到学理支撑。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皆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初始权利，体现的是每个人获得属人属性的天然权利。它既是一切合理性之合理的根据，也是一切不合理性之不合理的根据。每个人都需要在创造性的诚实劳动中实现劳动幸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