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本质要求及其制度建设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目的.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水平,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坚持党的领导、"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质量为本"和"创新至上"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科学权威和公开透明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量化评价下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论辩","学术评价与科研管理评价的边界异化"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制度规制"三大问题聚讼,文章建议通过强化学术成果质量保障机制、优化学术共同体工作机制、构建学术争鸣长效机制和完善学术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等制度建设,推动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改善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工作.     

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三重内涵

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制度建设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人民性为核心，强调文化自信，积极推动文化创造，因而具有了人民性、中国性和文明性的三重内涵，这是对百年中共文艺制度建设理念的继承和弘扬。人民性的实质是要塑造觉醒了的现代新国民；中国性的维度强调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明性强调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的美学追求。     

投资者情绪生成机理的研究

基于标准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相结合的思想，力图刻画投资者情绪的生成机理。以引起投资者情绪变化的货币环境、市场收益、市场波动、相关资产收益等因素为起点，引入市场投资价值、市场预期两个中间变量，建立了包含直接和间接影响两类路径的投资者情绪生成概念模型。使用中国股市2014年7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间的667组日度数据，在VAR建模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市场收益对投资者情绪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市场波动和相关资产收益两因素基于市场预期中介变量间接负向作用于投资者情绪，而修正后引入的经济周期波动变量可以基于市场投资价值中介变量对投资者情绪产生正向影响，并进一步发现了市场收益、市场投资价值与投资者情绪之间存在正反馈强化过程。研究揭示出了投资者情绪生成的影响因素体系及其实现路径，将该领域研究深入到机理分析层面，并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股市过度投机行为的存在。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破“五唯”政策视角下的学术成果评价研究

最近,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出台了多个破除"五唯"不良倾向的政策文件,特别强调要破除学术成果评价中的"五唯"导向.那么,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梳理已有文献发现:目前我国学术成果评价容易受到作者个人和单位级别的影响;学术成果评价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相联系;单位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影响;交叉学科学术成果评价存在盲区.分析认为:全球各评估机构发布学术评估指标的导向作用,国家、省部级及各级教学科研单位制定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按照学科专业细分学术成果的相关制度等,均是造成不良评价倾向的诱因.为此,笔者借鉴发达国家学术成果评价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学术成果评价的目的,建议重新审视我国学术成果评价制度,不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进而完善我国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鼓励创作出有价值、高水平的原创学术成果.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     

平台与互补商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及其作用机制

平台与互补商的协同专业化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平台企业与互补商可能各自具有冲突的或互补的制度逻辑,它们彼此要实现协同创新的目标,就必然在达成协作共识的过程中形成主导型制度逻辑,进而规范双方的创新活动与行为.但是,这种主导型制度逻辑如何产生?它们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过去的研究还很少涉及这类问题.本文通过OPPO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平台与一般互补商合作时,平台的谈判能力相对较强,平台的制度逻辑占据主导地位;(2)平台对瓶颈互补商具有较强的依赖时,互补商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平台在两者的合作中会选择妥协,此时互补商的制度逻辑占主导地位;(3)平台与瓶颈互补商的关系是双向依赖时,两方合作形成的制度逻辑是混合逻辑;(4)面对强大的外部制度压力时,平台与互补商的合作会形成或遵循新的制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