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公共服务动力

进入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动力从靠投入转向靠创新，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为主的内需驱动，从效率优先转向更加注重公平，其增长特征具有创新性、内需性和公平性。公共服务通过人力资本机制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配置效率的提升从而推动创新型增长，通过缓解预防性储蓄和推动人的城镇化进程能促进居民消费从而推动消费主导的内需型增长，通过调节收入差距能推动公平型增长，因此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动力。通过公共服务视角寻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或路径，而不是将公共服务仅仅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的内容，这一观点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而且公共服务不仅是内容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及可行的路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经验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适应全球经济重构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的重大举措。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基本制度框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效应开始显现；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进行了多个方面的制度探索，并已形成若干成果，“可复制、可推广”的溢出效应正在显现。与此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也不断显现，亟待在理论上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尽快制定相关政策予以解决。     

浅谈绿色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已经融入了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设计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小到单个物件，多到大的空间、商场，都离不开设计。而设计给生活带来了美丽，带来了便捷，但也伴随这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人类在影响这着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从工业革命后，加速了资源、能源的消耗，并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类与环境的发展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工业设计的商业化，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这种情况下，设计者们不得不思考自己的职责和对社会的责任。绿色设计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关注。     

数控车床切槽加工编程方法初探

切槽是数控车削加工中的一道重要加工工序。文章以西门子数控系统为例介绍几种常用切槽方法。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     

马克思不平衡发展思想的双重视阈及其中国意义

广义的不平衡发展是马克思在关于"历史之谜"的唯物主义致思中叩开的新的"历史之问",它在认识论深处触及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历史辩证法立场上坚持具体统一性和灵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拒斥抽象统一性和机械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在狭义上,他揭示了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前提,亦是其再生产的后果,更是其危机扩大再生产的伴生物。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增强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理解进而坚定"四个自信",抵制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主体地位从而规约资本的创造性破坏作用、防止地方的"底特律化"等具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     

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动力、平衡、调整三种根本机制

机制是规律与制度体制政策及现象的中介。作为规律的外在表现和制度体制政策及现象的内在机理,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机制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以三大机制及其相互关系为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马克思当时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根本思路等人们所关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为官做事中讲究与将就的平衡之道

领导者在工作生活中若颠倒讲究与将就的适用范围,就会过度计较在意表面形式、层级划分、个人利益和工作环境而轻任务执行、岗位责任、民众诉求以及政策效果,容易引致其本末倒置、重心偏离、取向异化、示范错误。为规避错误标准下的错误行为,领导者于公必须讲究,于私则须将就;于主必须讲究,于辅则可将就;于众必须讲究,于己则应将就;于事必须讲究,于功则可将就。     

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SM)的实证分析

第三方支付的创新发展,积极调动了"长尾"消费者的投资热情,导致消费者金融服务需求膨胀和风险预警矛盾日益严重。运用德尔菲法对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筛选,并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进一步分解出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分布及其逻辑关联。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信任是表层因素,接受深层次因素传导作用;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安全技术操作等诸因素是中间层因素;消费者个体特征和互联网环境是深层次因素。为了降低感知风险,必须全方位、多渠道地优化网络环境、健全第三方支付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