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路径研究

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提升其幸福感已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之一。笔者根据对大学生的调查数据,探讨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尊、线上和线下同伴交往均是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作为心理因素的自尊与作为行为因素的同伴交往,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大学生幸福感之间起到了双重中介作用,并且自尊的中介效应强于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在同伴交往机制中,线下交往的中介作用要强于线上交往的中介作用。由此来看,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可以通过双重路径来实现: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理念,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鼓励学生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与同伴积极交往、互动。     

婚姻与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自理能力为多数学者所讨论研究,然而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老年人对自我健康状况的评价如何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呢?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依然十分匮乏。本研究基于第四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安庆市城乡数据(2015),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从老年人的婚姻、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自评健康三个角度,分析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措施。     

“失陪族”男人的隐痛，空巢妻子出轨惊变隐形富婆

随着竞争的加剧，“我很忙”成了众多职场人士的口头禅，可是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那只能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因此，怎样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是人们必须面对和处理的课题。
　　据一项调查显示，都市白领中有超过2/3的人平均每天陪伴伴侣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七成以上女性因为长期缺少陪伴而缺乏幸福感。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越来越激烈的打拼过程中，慢慢沦为了“失陪族”。     

大学生感戴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人际困扰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人际困扰对大学生感戴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大学生感戴量表(GRAT)、人际困扰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组合,对206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自陈试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⑴感戴水平、人际困扰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相关显著;⑵人际困扰在大学生感戴水平对生活满意度维度的影响中调节效应显著,而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维度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     

金融投资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

随着金融资产在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地位上升,金融投资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日趋显著,这种主观幸福感可以用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来刻画。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规模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都会产生负向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绝对收益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存在正向影响,而家庭金融投资相对收益则对居民未来信心程度存在负向影响。这些情形可能源自于金融投资市场在市场机制、公平程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欠缺,需要管理者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幸福感损失。     

高校社团中休闲认同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以延边大学学生为例

为了揭示大学生在不同社团类型中休闲认同感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对延边大学参与社团活动的350名大学生,从不同社团类型对休闲认同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休闲认同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关联等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与分析。结果显示,社团活动中健康体育类型对休闲认同感的团队同一性和尊重感有显著影响,社团活动中健康体育类型的健康体育、社会服务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休闲认同感和心理幸福感之间有显著正相关。     

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整体面貌、异质性特征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户口对流动人口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工作收入增加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支持"收入—消费—效用—幸福感"的传递链条。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幸福概率水平高于其他群体,从事生产职业和在公有制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幸福感较低,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购房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吗?

文章基于CGSS2008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居民不管购房还是不购房,其主观幸福感都会显著下降;而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购房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不购房则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下降。因此,政府不仅应引领住房保障向保障居民"有房住"、通过共有产权住房等方式帮助居民"有房产"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健全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机制,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租房的幸福感。这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也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