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一场激进的形式主义泡影

百日维新,一场很着急的变法运动.它过分注重形式的维"新",却忽视了里子的能否跟进,一个不懂"妥协"艺术的组织,以豪赌的激进形式与整个传统官僚体系宣战.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近代平等思想探析——论康有为的平等思想

对"平等"的观照具有多重视域。它既涉及理论意义对平等的探讨,又牵涉社会实践中平等的实现。以时空为角度来考察,平等既涵盖历时性问题又离不开地域性分野。就分属的领域而言,平等又同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密不可分。因此,研究平等问题具有复杂性。康有为的平等思想同儒学、佛学和西方早期启蒙观念具有重要关联。其平等思想论及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内容丰富,同时也集中反映了近代平等观的现代性特点和阈限。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

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是清末政坛的重要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夕积极谋划开赦党禁，试图回国掌握政治主动权与盘活海外党务，此意图最终反由其政治对手革命党促成。辛亥武昌战事爆发，康梁起初希望利用北军倒政府，同时差遣徐佛苏、麦孟华、蓝公武等党众秘密联络国内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后又力图持南北之外的“第三主义”，结果均落空，只得依违袁世凯、黎元洪之间。康梁在辛亥革命时期坐失机宜，其政见分歧又在梁启超回国的时机、策略问题上日益扩大与激烈，这不仅成为康梁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节点，而且对多年经营的海外党务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清末君主立宪思想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宪思想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高潮,成为清末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该时期出现的具有立宪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清末出现的立宪思想是伴随着国家危机,资产阶级提出的一种救亡思想,它最终并没有改变清王朝的颓势。     

穿越时光赏街景

康有为1923年-1927年在青岛度过了他的晚年.康先生对青岛情有独钟,他对青岛有段著名的评价:"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署、可舟可车、中国第一".后来,青岛人自己总结出"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风貌.     

近代中国运用现代“革命”意义的历史探源——从康有为说起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现代"革命"知识侵入中国。近代国人在格义或运用现代"革命"意义时,总受缚于中西"革命"知识系谱的冲突。康有为围绕着"勤王"、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的主题,积极或消极地运用现代"革命"意义,并使儒家革命不断地与现代"革命"知识系谱融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失去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领导权。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或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造成了儒家"革命"的"主体"、"内涵"、"道德标准"、"本质"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型,为推进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