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     

“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下)

劫后重逢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两人目光一对,康即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     

孔教会始末汇考

孔教会是民国年间出现的一个以树立孔子为教主为目的的宗教团体,在社会上一度颇具影响力。孔教会主要是由康有为、陈焕章师徒发起,联合了一些遗老及各种保守人士组成。孔教会本是康有为实现当年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所以,其成立后就介入到民初复杂的政治纠纷中,其兴衰也与时局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孔教会的兴衰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康有为时期,从孔教会的成立到张勋复辟后康有为辞去孔教会会长职,孔教会从开创迅速走向兴盛时期;二是陈焕章时期,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孔教会继续发展,但因局势变化已有了衰落之势;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教会最终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名为孔学会,并逐渐衰微,终至于消亡。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军事改革思想述论

戊戌时期康有为军事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将军事改革和“振国体”结合起来;举国为兵,以救天下;精兵练兵,以致成强;精器械,以胜强敌;速成海军,以保国防等方面,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值得进行总结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近代中国运用现代“革命”意义的历史探源——从康有为说起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现代"革命"知识侵入中国。近代国人在格义或运用现代"革命"意义时,总受缚于中西"革命"知识系谱的冲突。康有为围绕着"勤王"、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的主题,积极或消极地运用现代"革命"意义,并使儒家革命不断地与现代"革命"知识系谱融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失去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领导权。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或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造成了儒家"革命"的"主体"、"内涵"、"道德标准"、"本质"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型,为推进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

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是清末政坛的重要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夕积极谋划开赦党禁，试图回国掌握政治主动权与盘活海外党务，此意图最终反由其政治对手革命党促成。辛亥武昌战事爆发，康梁起初希望利用北军倒政府，同时差遣徐佛苏、麦孟华、蓝公武等党众秘密联络国内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后又力图持南北之外的“第三主义”，结果均落空，只得依违袁世凯、黎元洪之间。康梁在辛亥革命时期坐失机宜，其政见分歧又在梁启超回国的时机、策略问题上日益扩大与激烈，这不仅成为康梁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节点，而且对多年经营的海外党务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清末君主立宪思想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宪思想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高潮,成为清末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该时期出现的具有立宪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清末出现的立宪思想是伴随着国家危机,资产阶级提出的一种救亡思想,它最终并没有改变清王朝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