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乡土情节的颠覆与重构——以古代小说中归乡母题为中心

在中国诗歌史上，歌咏望乡、思乡、归乡的作品蔚为大观。出于传统深厚的乡土情结和旅途中的坎坷际遇，诗人们在写作时将故乡与归乡之旅过分地理想化。相比之下，古代的小说家们虽然对乡土情怀保持相当的尊重，实际上却通过旅行者的各种遭遇展示了归乡之旅的复杂性。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小说中的归乡故事的梳理，反思归乡母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含义，并对小说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与方法论加以探索。     

论高丽王朝对唐代流刑的变通

高丽王朝虽然模仿唐律创制了自己的法典,但在实际执行中对唐制多有变通.以流刑的适用而言,首先,高丽王朝把流刑和自己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了"配岛"刑的刑罚体系;同时,从高丽中期开始,还出现了将流人罚为贱役、贱民的做法.其次,在高丽,与流刑同时适用的还有另外一套与流刑性质相近但为其所固有的刑罚体系--"归乡刑"和"充常户刑".这种变通实由多种因素所决定,首先是自然地理环境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使然,其次是由社会结构及与此相伴随的身份制度所决定.     

徘徊在多重需求之间的上古征人——“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之我见

本文运用“归乡文学”的理论模式分析了《采薇》一篇,从分析出征游子在归乡途中对于征战经历的回忆入手,针对其感悟到的社会生活的苦与乐及与家庭生活的情感体验的对比,结合人的五个层面的需求理论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分析了“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所指。从其展现出的对“社会人”心理状态的准确把握,阐示了《诗经》在思想艺术上的成熟性。     

归乡的迷途:北岛海外诗歌的情感旋律

自20世纪80年代末北岛移居国外后,其诗歌的创作风格和情感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曾被其极力批判的"故乡"成为他唯一的精神避难所。但是,他的"归乡"之梦在直面历史现实之时却深陷"迷途"困境。欲归而不能所引发的焦虑和困窘不仅构成诗人精神世界的主要矛盾,而且幻化成为诗歌创作的情感主旋律。     

由周大新小说的人物历程探寻作家的精神向度

周大新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激情不断阐释他的"豫西南小盆地",真切地描绘出盆地人的生存现状和生命斑驳、律动.他许多小说中的盆地人都有着几近相同的人生轨迹和精神深度,即"离土-归乡".周大新之所以如此安排人物的命运,可以说和作家自己深固的乡土情怀密不可分.     

《在贵州道上》"归乡"叙事模式的现代性审视

蹇先艾<在贵州道上>这篇被论者甚少开掘的"乡土小说"的游子"归乡"叙事模式,以觉醒的现代知识者归乡途中的"移步换景"构成叙事视点的转移,以游子直接或隐含的"外部世界"目光反观贫图、蛮荒的陋俗边地现实及山民们蒙昧的精神状态.用没有文饰的川黔方言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之初贵州乡村社会的痼疾病象:吸食鸦片、典卖发妻、军阅战乱、乡民蒙昧.在现代性视界内,生动地揭示了20世纪初叶贵州病象之源:边地之陋、人性之疾、文化之殇,聚焦了故土精神层面的贫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陋习影响的人性异化乃至丧失的悲剧,彰显了推动社会发展与改造国民灵魂这个现代性变革的重要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可视为一部形象化的当时贵州社会文化世象图.     

乡土叙事的多重视角——试论长篇小说《火鲤鱼》

《火鲤鱼》是姜贻斌的一篇归乡文学新作,浸染了作者对故乡的热爱和反思。在写法上,它继承了归乡文学的传统,以归乡的模式,突出中年还乡者在梦和现实中的挣扎,试图依靠回归故乡来寻找精神家园,并对乡村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进行了反思;在情感倾向上,它是对乡土抒情传统的回归,表现了对大自然的依恋,抒发了对童年岁月的怀念,呈现了寻找心灵家园过程中的爱和痛。     

归乡与治国:以张居正嘉、万时期回乡为中心

张居正嘉靖、万历时期的归乡,与其人生及政治生涯紧密相连.嘉靖归乡,处于人生低谷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的改革思想酝酿成型,而在此期间,张居正改革群体若干重要成员亦与张居正建立或加强了私谊.万历归乡,处于人生鼎峰的首辅张居正改革思想的雏形正逐渐变为现实,亦为其人生及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暗流涌动,潜藏着种种危机和矛盾,改革事业在艰难中推进.张居正的多次归乡,与张居正心理变化以及改革思想的形成和改革实践的推进都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