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适应的衍化逻辑

道德适应是一种道德流动的过程，其逻辑起点是我们对新的道德环境的需要与价值认同，是他者世界与道德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道德适应的逻辑可能主要是从道德适应的形式之维与实质规定两方面加以展开，道德适应的形式主要细分为道德传播与道德涵化；道德适应的逻辑衍化以融合和分离的状态显现，最终分化为道德认同、道德学习、道德实践、道德内化四个阶段。     

作为社会批评的形而上学理念——对阿多诺的康德自由观批判的一个反驳

通过反思阿多诺对康德先验自由的批判，揭示该批判的实质是对理念本身进行机械的还原论操作，能够为长期被“污名化”的康德式形而上学理念“正名”：自由的二律背反是关于现代生活条件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条件的形而上阐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批判蕴含；作为形而上学理念的先验自由蕴含着无法被经验性社会关系同化的“真理内容”，因其抽象而得以保留其不可被化约的批判潜力。     

元思想政治教育学初探

元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元理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前提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考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围绕着"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元问题来展开,以此构建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围绕着"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可能"这个实践问题,系统回答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路径及其理论意蕴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内涵，沿着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为对象的现代性批判两条路径，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路径既表明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可以看到卢卡奇深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路径。然而，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戴着“黑格尔眼镜”，使其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原则性高度。     

论悲剧性过错与道德问题的疏离 ——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阐释

悲剧性过错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具有丰富的形而上学意蕴。首先,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情节的强调体现了他对生命层面的观照;他关于剧情"合理性"为"合情性"服务的思想,以及对过错故事题材数量偏少这一特点的指出,构成了对道德化解读的反驳。其次,过错的血污特征可从悲剧效果角度进行理解,它具有希腊民族心理层面的形而上对应性及治疗功能。最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中性情与宿命的悖论性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反映出亚里士多德在理性理论深度和悲剧过错本身的含混性之间寻求平衡,这意味着悲剧性过错在道德反省上具有微弱的意义。     

诗的形而上学阐释——马一浮诗性论抉隐

马一浮将诗性问题还原为心性问题。他所谓的诗性既不同于维柯意义上的原始思维说,也不同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方式说,而是指形而上者给出自身的等流性,以及形而下者回到自性的可能性。形上之心在原初的自性等流中将自身给出,这就表征为诗性时间。形下之心在诗中运思以为形而上者的着落自身腾出地盘,这就表征为诗性空间。马一浮形而上地阐释诗性的目的在于为儒家诗教实践建立形而上的基础。在他那里,诗教问题不只是面向社会的教化问题,也是面向个人的悟道问题,亦是儒家六艺之学的判教问题。     

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基于一种前提性的规定视角

康德在对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时,划定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范围,人们超出这种规定性所认识到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诡辩的假科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人们研究和批判的对象划定了界限,即以人的实践为前提的人类自然,若跨越这一界限去探寻在人之外的纯粹自然,则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但是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有所不同,康德是以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为出发点以建立新的道德形而上学为归宿,而马克思则要抛弃任何先验的和超验的形而上学,可见,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之处。     

论当代形而上学视域下的“中国梦”之价值

西方哲学的基本视域大都植根于其久远的精神传统之上的，这一思想根基就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整体结构与关注聚焦点在于如何通过形而上学的不断阐释来推进和重塑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复活大都在新的前提下，来助力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提升自身的活力。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和阐述样态有着新的特点，体现在与时代精神的旨趣相吻合，总是力图在超越旧的精神状态的过程里，重铸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本文提出了形而上学现代架构中的基本样式，强调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并尝试着从形而上学与“中国梦”的契合点上挖掘形而上学的特有功能，即表现在对理性超越的不断追求，对实现过程的历史包容，对现存状况的批判反思以及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强调在当代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建造“中国梦”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