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解释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发展

在一些情况下,缔约者会赋予某个条约术语一种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含义,以应对条约缔结后出现的新情况。为了体现缔约者的这种意图,在解释一些条约术语时,应进行演化解释。在梳理演化解释的内涵、法理基础及使用要件的基础上,提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部分条款的解释是可以或有必要运用演化解释的。其中一个例证就是海洋科学研究这一术语的内涵。通过演化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与海洋科学研究有关的条款可以适用于BBNJ谈判的语境下,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安排这一“新问题”提供法律选择。同时,演化解释也可能被运用到未来对BBNJ新文书部分条款的解释上。结合演化解释的使用要件,分析目前BBNJ谈判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在日后可能对BBNJ新文书中相关条款的解释产生影响。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遗传资源法律问题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遗传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对于揭示生命起源的奥秘,探究海洋生物与海洋环境相互作用下特有的生命过程和生命机制及其在工业、医药、环保、军事等方面的用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有必要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底生物资源的法律地位、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国际、国内法律规制.     

论民间文学艺术演绎作品的版权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演绎作品兼具民间文艺和演绎作品的双重特性,造成版权保护上的困境。破解该困境的路径在于：从类型化视角着手,将民间文学艺术演绎作品类分为原生态式和再生式演绎,并配套相应的独创性标准。同时,在使用演绎作品需取得原作著作权人的许可时,实行“双轨制”模式,即涉及民族文化类的以特定的民族组织为授权代表,其余则以专门机构为代表。最后,民间文学艺术演绎作品的惠益分享应以文化接续发展为上位价值,并不能完全以市场化进路为指导目标,通过构建合理的版权保护体系,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创新式传承与发展。     

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路径选择

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是我国环保领域弱项,当前国内立法既无法满足国际公约履约要求,又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实践要求。通过分析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现状,剖析当前立法问题,结合国外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提出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进路:修订既有法律、加快专门立法进度、制定综合性立法。     

主持人语

正传统知识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知识结晶,是被长期实践证明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实际价值的知识、创新以及习惯做法。然而,传统知识由于其固有的"非新颖性"特征,常常被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忽视,得不到应有的专利保护。这已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土著与地方社区的极大不满,由此导致传统知识保护和惠益分享的国际争论。     

建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

正生物遗传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在经济技术全球化格局下,生物遗传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对生物遗传信息的认识、掌握和利用已成为一种知识优势和技术优势。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大量获取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资金投入进行研究开     

基因资源:从生物剽窃到公平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问题探讨

生物剽窃,损害了基因资源所属国及所有者的利益,也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了防治生物剽窃,相关国际立法确认了基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原则,这是进步,却也存在缺乏细化方案和具体执行机制等明显不足.完善国际立法的关键是赋予基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以较强的法律约束力.为此,基因资源丰富的国家一直进行不懈的抗争,并在相关国内立法上做出了努力.作为基因资源大国,中国应制定基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专门法,并应适时修改保护生物资源的法律法规,在其中补充或增加与不同基因资源的特点相契合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法律条款,但应以公平与合理为限.     

我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立法建议

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也日渐凸显,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在《名古屋议定书》之后,对于我国的遗传资源保护法律与管理体制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解决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以最大限度的保护遗传资源并实现最佳收益。     

基因专利的惠益共享

本文结合典型案例,讨论了基因专利惠益共享问题,包括基因专利权的归属、基因资源主权原则、基因专利惠益共享方式、知情同意权等,最后对我国相关立法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统一基因资源保护和管理立法,严格相关法律责任、在专利法中规定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和知情同意制度等。      

《名古屋议定书》下我国的惠益分享权利与义务研究

目前我国对《名古屋议定书》项下的惠益分享义务研究不够深入,导致惠益分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时管理主体不明的问题非常突出。通过对《名古屋议定书》项下一般义务的分析可以知道惠益分享的基本原则。同时我国兼具提供者和获取者的双重身份,伴随着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结合目前的我国履约现状,我国可以从立法层面、主体明确方面、设立研究机构等方面更好地履行惠益分享义务并行使应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