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我和客我的身体相的能知——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解读

广松涉拒绝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他将对象性客体解构为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而认知主体则被拆解为一种关系性二肢存在,即能知的何人(人称上的"谁")与能识的某人。并且,广松涉突出强调处于认识论客体向度的显相世界中的身体,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独立实存的物性对象,而是一个在感性对象性的"所知以上"的某种东西,即能知的主体,也就是显相给予所面向的关系性的主体,这是一个物性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知晓关系性格式塔显相的主体。     

“围城”中的“历史人”——论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的伦理悖论及镜鉴意义

《围城》与《历史人》都是著名校园讽刺小说.其代表人物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都是生活在动荡时期相对平静的大学校园“围城”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言与行的矛盾、表与里的抵牾,在职场生涯中道貌岸然的显性身份表象与其庸俗无聊、滑稽可笑的隐性角色扮演形成的伦理悖论,无疑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和深刻的反讽性质.由于人物所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其伦理悖论又各具特点,李梅亭身上散发出陈腐的朱熹式伪道学气息,霍华德·科克则是在激进外表下包裹着极端利己主义.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蕴含的伦理悖论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典型性,其形象既为历史存照,也对今天重塑大学灵魂、重塑知识分子健全人格具有一定镜鉴意义.     

俄韩语言动词时的语法意义共性初探

本文运用现代语言学对比分析的方法,对俄韩动词时进行对比,侧重分析了二者在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方面的语法意义共性。这不仅能进一步证实语言的普遍性,同时也有利于两种语言的学习者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语言。     

股权变动模式再审视——兼谈股权表征方式的完善

由于公司法对股权变动模式的规定不明确,形成了债权意思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两种解释。意思主义被认为更符合我国实证法特别是《公司法》第32条,因而成为通说。但依据《公司法》第32条2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之规定,仅能得出股东名册登记是行使股权的充分要件,不足以证其为对抗要件,更不能得出其非生效要件,因此意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存在瑕疵。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应认定为法律漏洞,由债权形式主义弥补:一方面,意思主义将股权权属与股东身份、权利行使等割裂,难以与相关制度衔接,特别是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共同作为股权表征,易引起权利确定的混乱;另一方面,债权形式主义与股权性质理论以及股权优先购买权、股权善意取得等制度相契合,在需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定上与民法原理一致,可激励股权交易双方积极公示,并利于增强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依据股权表征的要求与域外立法经验,应由股东名册表征股权,并对其制作、公示、更改、维护及相关责任作体系化的规定,以维护交易效率与安全。     

马克思本体论的实践转向、维度与旨归

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到马克思那里实现了转向:寻求世界始基的本体论转换为人类意义世界如何奠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地谈论本体没有意义;人类以社会性的连接方式进行实践活动,产生意义世界,哲学应以此作为本体。然而,马克思面对的却是意义世界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重建意义世界,其意义本体论的价值旨归是人的解放。     

1940年代: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

1940年代,是沈从文思想与创作极为复杂的时期。当以《边城》为代表的创作高峰过后,苦于对生命、人性及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为寻求自身创作的突破,沈从文的思想与创作陷入了空前的焦虑和心绪的惶惑之中。尽管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一方面将笔触伸向变革中的湘西,《长河》即作家观察认识湘西的结果,但这部未尽的长篇,却难以遮掩沈从文创作的式微。另一方面,创作的不理想,并没有使沈从文停顿对文学的思考,反而促使他陷入了对宇宙、自然及生命世界的"抽象的抒情"的遐想之中,探询人生与生命的永恒意义。但是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一个继续展示自己文化理想的舞台,随着中国形势的巨变,沈从文又一次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和选择。     

浅谈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的生态文化素养

本文着重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生态文化的内涵和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具备生态文化素养的意义。     

网络时代背景下高职生课外阅读的意义

课外阅读是一种自学的能力,高职生缺少的就是自学的能力,相应地也缺少课外阅读。对高职教育工作者来说,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从而锻炼与提高高职生的自学能力,使高职生具有获取知识与技能的能力,从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阅读方式。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背景下,高职生不仅要进行纸质阅读,还要增强在网络上阅读的自律意识。     

格萨尔藏戏传承实践及文化表征

格萨尔藏戏将口头诗歌中的“歌”化为具体的表演行为动态实践，集声音、舞蹈、仪式和群体互动等多种形式于一体，是历史悠久、别具特色的藏戏剧种。格萨尔藏戏表演通过对古典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重构与想象，构成格萨尔史诗更丰富宽广的表达。作为文化象征的表述符号，格萨尔藏戏是口头传统研究中的表演民族志，其歌舞形态为本的言说系统，更贴近格萨尔史诗说唱本体，并重新廓清格萨尔史诗口传与书写之间复杂的关联，还口头说唱以本原。格萨尔史诗戏剧化表演实践与创新中的复合性、融合性、新生性特征和带有实验性的探索，使格萨尔藏戏经历新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