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测度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学界研究和智库权威评价体系构建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体系,通过无放回抽样确定了21家样本社会智库,信度检验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测算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呈两极分化状态;人才缺失是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社会智库内的政府官员对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响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问题为导向、成立协作式研究团队、完善人才结构、及开展"精细化"研究等,以此提升社会智库研究能力.     

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坚持用发展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坚持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注重分析历史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决议”的基本结论为指导思想，更要遵循其分析与总结历史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生产力为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

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视为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即由生产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构成。借助《德意志意识形态》《布鲁塞尔笔记》等文本可以看到，生产力并不是生产者直接使用劳动工具改造自然对象的物性结果，而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过程中客观形成的综合能力与水平，无法被直观。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对人类主体如何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的现实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力哲学范畴，它是人类根据自身目的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和水平，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中而来，更是基于人与自然的有序性与历史性关系。     

不确定性人工智能数据的证据分析

由于人类在认识过程中表现出的智能和认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电子数据的可信性和证据分析的科学性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司法实践中，需要通过区分基于有形物和基于语言(包括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证据属性来审查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电子数据的可信性。同时，基于贝叶斯网络，实践中还需要在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的信息点挖掘、模式识别以及证据表达方式三方面充分利用规则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建立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分析电子数据的认知模型，并用拓扑势形式化地表示电子数据信息中的规律性，这样才能确保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电子数据证据分析过程的科学性。     

国际比较文学的新格局：中国学者的贡献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当代传人佛朗哥前几年在一本新著中提出，当今比较文学的一个大趋势就是跨学科研究：其一是文学与科学，其二是文学与其他艺术。他在结论中呼唤一种比较美学的诞生。显然，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最保守的法国学派学者也认识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苏源熙十多年前曾认为，比较文学学科“扮演的是为乐团的其他乐器定调的第一小提琴”的角色。但最近十年报告的主持人海斯却没有对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现状给予高度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者在致力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跨界比较研究的同时，却在科技人文的跨界研究中反应迟钝，且著述不多。这与人文学者所受到的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训练不足有很大关系。这正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新文科视域下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并发挥领军作用的一个极好机遇，在这方面，中国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已经而且将继续为国际比较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