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的交流与合作,使当前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基于多元文化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明之间如何相处?相互冲突还是合作对话?不同的主体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主体性的前提下又能够尊重其他主体文化?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可与尊重。     

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等同于逻辑与历史的完全一致,而是内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就必然涉及逻辑与历史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观点,批判蒲鲁东主义逻辑先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错误,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论证了历史优先于逻辑的观点.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确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优先原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应坚持历史优先原则,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我们既要从“四史”中汲取知识材料和价值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也要从“四史”的群体宣传、社会传播和代际传承着手,致力于解决理论性与感染力的矛盾问题,寻求历史性突破.     

新时代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大学校园文化是高校职能彰显的重要载体,体现育人、化人、宣扬科学、弘扬优秀文化等是其内在实质。以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师生、规范师生,以宣扬严谨、求真、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与态度来熏陶、感染和约束师生,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凝聚师生、彰显文化自信,以传导务实、济世、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为宗旨来引领师生等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强化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把牢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抓好校园文化建设,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以巩固和强化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为基础。     

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调查分析及规范引导

以山东省部分高校为样本对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的现状展开调研,研究表明,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意愿较高,网络已成为大学生进行意见表达的主要平台。部分大学生存在情绪化、盲目跟帖等现象,不能够理性表达,而且容易受到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引领作用,引导大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抢占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快网络空间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高校积极组建一支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队伍,引导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理智化。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的能力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个人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解读生产力、分工、共同体、分配正义等问题的重要视角。他们将人的能力看作生产力的内在维度,进而把历史看作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虚幻的共同体"以金钱评价个人能力,而"真正的共同体"以个人能力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工导致个人能力差异,因而在分配领域,个人能力差异不应当引起占有和消费的差别。马克思的能力思想对中国处理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协调经济增长与公平正义、推进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深远意义。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探析

意识形态建设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成效关系到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和持续执政。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既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又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论述,同时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涵盖了地位论、目标论、核心论、机制论、举措论,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提供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顶层设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科学认识,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新水平、新境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思想基础、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基于四川省J县的社区教育实践

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耦合性，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会形成社区治理的意识性输出。通过对四川省J县社区教育实践的分析，发现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生成理路是：社区教育以知识生产、价值生产、情感生产、制度生产为依托，以利益生成为动力，以共识生成为旨归，通过社区教育的资源性输入建构了社区共同体的意识性输出链路。针对社区共同体意识生成中动态转化性较弱、横向传导性较差、纵向转化率较低的问题，需要从调适社区教育项目、建构关联点和提升关联密度、强化教育—实践和个体利益—社区利益微链路层面入手，实现输入—输出链路的优化。探究社区教育视角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理路，对于形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共生机制、促成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目标耦合、实现社区治理共建共商共享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