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若干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探索和阐释

改革开放初期是当代中国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理论领域在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景象的同时,也面临着"左"的和右的倾向的干扰。为了克服这些干扰,邓小平就当时大家关注的包括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科学阐释。这不仅成为拨乱反正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成为当代中国彻底走出"文化大革命"的迷途,驶向改革开放正确航道的思想理论先导,也为我们今天继续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     

论东汉初期南部边疆经略的特殊性

东汉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局势，边疆经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东汉对南部边疆南蛮和西南夷的积极经略与北部边疆的消极防守形成强烈反差，在处理南部边疆事务时往往态度坚决、果断，手段也比较强硬。东汉之所以对南部边疆特殊关照，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部边疆战略地位提高，统治者经略南部边疆有着明显的“郡县意识”，且南部用兵相对规模较小、持续时间短，不会伤及东汉根本。     

蒙元初期内丘的扁鹊祭祀文化考探

蒙元初期,河北内丘的扁鹊祭祀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时期内丘扁鹊庙中涌现了大量的碑刻,扁鹊祭祀亦因忽必烈两次遣使代祀得以与"岳镇海渎"祭祀联系起来,甚至比同时期的三皇祭祀更受重视。宋代对扁鹊文化的推崇,加之蒙元初期涉政医者和儒臣的共同推动,使得蒙古族统治者顺利接受了这一汉地民间信仰,并利用其产生的良好社会舆论巩固了"邢州大治"的成果,使内丘的扁鹊祭祀成为国家统治策略与民间信仰的一次成功结合。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1949—1955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历经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蔽走向公开,进而发展为常态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诉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在场体现,也深度契合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迫切需求。面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话语、文本和媒介等现实问题,党和政府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以建构话语路径、翻译出版经典著作以建构文本路径、完善本土大众传媒以建构媒介路径等来化解问题,从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组织建设,也推进了本土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提升,更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传播的理论探究提供了现实参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美苏两大阵营对垒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的现实困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榜样作用等多重因素,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使新中国迅速走出了屡受战争破坏的阴霾,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而且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然而,这种工业化道路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轻工业发展滞后、农业投入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环境污染严重等。     

试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研究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民族观的核心主张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且为了真正做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及友好相处,在民族政策实施上着重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从历史效果来看,以这种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已经非常有效地根除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存在于民族间的矛盾与仇恨,并塑造了今天中国社会共有的、强烈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     

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土肥义和及其《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

本文简要介绍了日本敦煌学研究耆宿土肥义和的略历,并对其编著的《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人名篇》一书的内容和成书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论法定成年监护制度去行为能力化——兼谈《民法总则》第28条

当代法定成年监护制度改革的趋势是去行为能力化,实现与行为能力的脱钩。近代成年监护制度以剥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禁治产制度为先导,在当代人权理念和可行能力视角下,存在过剩介入的问题,在适用范围上存在过少保护的问题。在比较法上,除德国照管制度实现了与行为能力的彻底分离外,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定成年监护制度仍然与行为能力藕断丝连。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体系编排上将法定成年监护制度纯粹当作被监护人行为能力的补充,另一方面是对老龄化社会图景的变迁认识不足。我国《民法总则》第28条规定的法定成年监护制度,依旧沿袭先行剥夺或者限制被监护人行为能力的模式。为尊重被监护人自主决定权及回应老龄化社会的深刻变革,在《民法总则》框架下解决过剩介入和过少保护的问题,可对第28条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做限缩解释,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做泛化解释,并重新发现"意思能力"的功用,实现去行为能力化。     

国有企业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S·卡普兰博士、平衡记分法合作有限公司总裁大卫·P·诺顿博士在他们合著的《战略中心型组织》一书中说：“在一个战略制胜的年代，让自己的公司有正确的公司战略，为公司的分部指定正确的竞争战略，当然是无比重要的。而如果你打算让一家公司改变战略，你最好是改变它的考核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