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企业亟须借助绿色创新突破制度和效率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立足本土"和谐共生"文化,基于二元合法性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探讨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基于2013～2018年我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1)绿色工艺创新、绿色产品创新均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但绿色工艺创新相比绿色产品创新更能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绩效,而绿色产品创新相比绿色工艺创新更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2)二元合法性(适应合法性、战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揭示了绿色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中的和谐机制;(3)伦理型领导正向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工艺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但未能显著调节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为此,本文进一步设计Post-hoc检验,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绿色补贴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强二元合法性在绿色产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此外,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不仅从细分维度丰富了绿色创新理论研究范畴,为绿色创新与二元合法性理论的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指导。     

创新驱动视角下淄博市新经济发展思考

当前,山东省淄博市处于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拐点期,处于老工业城市凤凰涅槃、加速崛起的关键期,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新经济、打造新经济品牌城市”的发展战略,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动能,全力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回顾与展望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是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主导启动、由相关各国政府自主推动的多国区域合作开发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过30年的努力，中、俄、蒙、朝、韩、日六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逐步克服了独特的国际合作模式造成的制度选择困难、成员国多样性造成的融合困难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阻碍，在交通、旅游、能源、环境、农业、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多领域制度性合作框架，为区域合作的深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组加速、第四次产业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为疫情所扰而经济活动“内卷”的新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合作不断增强，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治主体的互动结构转型研究

"干部互动"是基于"体制性关联"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客观存在关系,它衔接、弥合、建构的是"国家-政府-社会"框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内在运作机理。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村治主体的"代理人""当家人"角色,在资源密集输入的乡村振兴时代,于"科层-关系"的底色互动关系下开始发生三重结构性分化:传统维持性取向、过渡重构性取向、现代行政性取向。我们必须明晰认知、辩证对待"村治主体互动"在城乡转型中正历经的巨大流变,应始终将村治主体作为衔接国家规范与乡土秩序的中介变量,充分激活自治性,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良序。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发展：契机、挑战与应对

目前,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趋势日益凸显。人工智能扩充了教师认知,改善了教学过程、课堂管理以及一线教师教育科研生态,为增进教师辅助性知识、提升教师课堂互动力、增强教师教学监控力以及提高教师校本教研力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人工智能也对教师固有的角色观、知识观与能力观发起了挑战,并要求教师积极进行角色转型,不断提升跨界融合能力与智能素养。为促进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专业发展,国家应在政策扶持与制度建设中构筑教师专业发展的坚固保障,学校应在设施完善与校方鼓励中营造教师专业发展的优良环境,教师也应在知识重组、能力提升与自我重塑中积累自主发展的资本。     

编辑部吹风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3月初在京召开,聚焦“十四五”、共议新蓝图、汇聚正能量,意义重大,备受瞩目。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其中,政府工作报告涉台内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涉台战略部署,明确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的目标任务,体现了对台工作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定位。     

分析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评价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主要是根据企业的绩效进行确定。企业的绩效不仅可以直接体现出企业员工的直接利益,并且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随着我国企业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就需要积极探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与影响,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企业绩效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影响因素,详细阐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广大企业提供有用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