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贫困地区扶贫范式转换的演进及其模式化借鉴

扶贫范式是国家治理贫困地区的主要模式,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扶贫范式是将我国传统扶贫范式进一步转化的重要途径。西部地区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发展状况,才能确保现阶段的扶贫范式发挥实质作用。     

中国扶贫70年: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研究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扶贫成就。基于实现共富的三重向度来回顾中国扶贫70年的发展历程：在历史向度上，中国扶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和精准扶贫等5个发展阶段；在实践向度上，中国扶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政治优势，积蓄扶贫物质的经济力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经验”；在价值向度上，中国扶贫70年所形成的“中国经验”为世界减贫理论、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     

陕南移民“无土化”安置的风险与规避路径选择

政府推动的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一定的社会价值。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陕南移民安置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果,发现国家、地方政府与普通农户在利益诉求、行动逻辑与制度选择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中老年移民在生产条件、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限制,使移民搬迁陷入了一定困境,影响移民搬迁工作的可持续性。对此,从产业经济理论和农民行动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提出利用陕南良好的自然文化资源,结合国家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通过培育乡村生态旅游业,培养和扶持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生计、脱贫致富,确保移民政策落实,促进秦巴山区生态重建成果长久稳固。     

我国农村电商扶贫机制与扶贫效果研究

电商扶贫能够克服贫困地区区位瓶颈制约,提升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为传统贫困地区提供"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近年来,各地探索农村电商扶贫的实施路径,有效实现了贫困地区的外部资源注入、产业重塑升级、去中心化帮扶和社会公平促进。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电商减贫效果较为显著,同时,电商扶贫面临着电商产业规模普遍较小、电商支撑环境相对滞后、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不同区域间的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等现实挑战。对此,应从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大力完善农村电商支撑环境、搭建农村电商的农户参与平台、强化电商扶贫政策设计效能等方面,提升农村电商扶贫实施效果。     

新时代贫困治理的预设图景及国外经验借鉴

贫困治理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动力,进入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以质性研究与文献比较研究法阐述了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样本,并对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思路解析。研究发现,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学科的研究界限,针对预设图景的解析对于新时代我国跨区域贫困治理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国内贫困治理亦需要国外贫困治理样本经验的多维解析。基于此分析,建议宏观层面要借鉴并总结西方国家贫困治理中"分析单位"与"解析模式"的有效经验启示;中观层面要逐步推进共享机制、整体性治理框架与大数据思维等预设图景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践领域;微观层面要强化个体行为认知与精神扶贫的统一性。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以Y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Y县为例,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历程,发现基层政府、经济组织和贫困户遵守不同逻辑,并导致经营主体相继出现产权困境、弱势依附和公平之争等问题,解决制度矛盾的过程推动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因此,从多重制度逻辑出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机制不是制度优势互补,而是冲突规避。这启发了一种实践导向、以问题为焦点的研究路径,在扶贫系统内部建立快捷高效的问题反馈—应对机制,有助于促进经营主体创新。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