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主体性实践关系考察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问题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矛盾性就一直被社会理论家们感知和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在批判现代性问题上发展起来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社会存在方式,但也使主体自身原本具有的积极主动参与实践成为不可能,物化阻断了人们与世界之间的真正关联,以错误的实践形式代替原有的真正实践形式来表达主体的生存状态。怎样冲破这种已经被物化的生命意识的束缚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而对人们实践活动形式的美好期许正是对现存物化状态的否定。因此,对卢卡奇物化思想的探究对我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仍有其重要价值和理论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论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

青年黑格尔从神学的论域出发批判实证宗教对现实主体精神自由的侵犯。通过对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思想精髓的批判继承,青年黑格尔构建了带有强烈启蒙色彩的"实证性"批判体系。他认为,"实证性"是神秘主义与宗教神权相互拱卫的精神产物,并藉由宗教、国家等现实形式反过来压制主体的意识自由。在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历程中,对于"实证性"概念的批判构成了其"异化"思想的重要来源,为其精神哲学体系构建了初步的理论雏形,明确了其历史与政治经济学阐释的哲学逻辑。     

赫伯特·西蒙有限理性概念考察及其启示

作为新古典主义管理学的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以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审视人类行为,据此提出的决策理论推动了20世纪管理学的发展。其倡导的"有限理性"与"满意解"在当今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中依然具有解释力。西蒙的有限理性是有发展过程的概念理论,反映出西蒙不同时期的思想内涵。1947年版《管理行为》、1982年斯坦福演讲《人类活动中的理性》、1997年版《管理行为》依次体现了西蒙对有限理论概念从提出到丰富的三阶段:为有限理性正名、探讨人类活动的理性与非理性、对有限理性再阐释。阐明西蒙对有限理性的概念从提出到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能为理解西蒙的理论框架补充一个纵向的维度与历史的视角。     

维希留灰色生态学思想及其理论意义

在维希留看来,伴随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正在改变环境的尺度和维度,并因此在整体上给我们的生存造成破坏性后果。他提出一种灰色生态学构想,把技术及其文化后果置于生态学关切的根基。维希留认为,距离污染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颠倒、地理多样性的消失和人与人亲近关系的瓦解,因此是比实体污染更为重要的生态问题。灰色生态学通过速度揭示了人类改造世界过程中技术对环境性质的深层影响之新的维度,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生态问题的理解。     

实践理性与价值共识———当代中国伦理话语体系构建的范式省思

确立可辩护的普遍规范进而寻求最大程度的价值共识,是当前伦理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目标指向.其中最为关键的任务是破除"独断论"和"表象思维",充分发掘并阐明隐含于传统和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实践中的规范性价值诉求.这一规范性价值并非自明的实体和有待发现的事态,而是基于实践理性范式进行反思推证的结果,由此彰显伦理文化生活中的道德人格理想、普遍意志观念、相互责任意识以及平等尊重的精神意向.在此意义上,基于中华礼乐传统构造"理由的空间"将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性工作.     

从个体理性到制度理性: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创新研究 ——以C市为例

近年来,中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的行使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本文以G省C市人大的环境监督为切入点,分析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如何从个体理性向制度理性模式转变,并从制度合法性角度揭示这种内在转变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对环境等民生问题的监督成为了地方人大监督的重点领域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而其制度化主要源于法律资源为主导的形式合法性.可以看出,我国的地方人大监督呈现出与西方议会监督制度不同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