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     

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的服务业言语交际研究

从Austin言语三分说、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扩充的言语行为理论三个方面阐述服务业言语交际现象,继而从会话含义的动机因素、合作因素以及关联因素三个方面对上述现象进行梳理.其目的是使言语交际的双方能看对象、知语境、讲实效,做到善听善说善解,促进国际服务业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     

走向元宇宙：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机理与逻辑

元宇宙是一种起始于游戏平台、奠基于数字货币、并由一系列集合式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同步涌现所支持的、人类生活深度介入其中的虚拟世界及生存愿景,其核心是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一种新型数字经济的发展。元宇宙经济的兴起缘于数字技术生态和区块链对互联网底层协议的系统性变革的技术创生机理、数字孪生和数字原生开启人类叙事新可能的生存创生机理,以及数字经济在经历PC互联网经济、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之后新的范式转型的经济创生机理。元宇宙经济区隔为一种与之前的数字经济不同的新型数字经济,主要逻辑来自于数字货币的诞生与数字法币的发展,以及围绕着数字资产而展开的一系列新的经济生产和商业模式。支撑这种新型数字经济逻辑的重要架构是数字货币成为从争议性的加密货币到多国央行发行数字法币的共识。依托于区块链分布式记账技术的新型数字资产在元宇宙中以NFT或NFR形态存在,它将带来一系列商业模式变革和经济生产、流通、消费模式的重组。数字身份为数字资产的创造和消费提供了新经济模式,数字资产与现实资产的双向流通创造新经济体系。在以"认同"决定价值的元宇宙经济体系中,精神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复数价值的"资产化"兑现拥有了技术基础...     

平台式购买：政府购买服务的一种新型策略——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

平台式购买是政府与单个组织(平台组织)签订合约，由该组织建立平台以引入其他组织(入驻组织)进行日常监管协调，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平台式购买与分散式购买具有一致的政策目标和参与主体，差异在于结构安排、主体间关系、权力分配与角色分担。居民需求从生存性向发展性的转变，是平台式购买产生的根本动力。平台式购买过程中，在契约的订立与执行、关系共建与维护、需求满足与反馈等不同交易类型与环节中，交易成本均大为下降，从而促使平台式购买的最终出现。相对于分散式购买，平台式购买具有更为优异的治理绩效，实现了政府、平台组织、入驻组织、社区居民等的多方共赢。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曹操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就历史评价而言,其文学成就虽然不小,但是逊于二子曹丕、曹植。迹其文学生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诗歌创作量较少,且以四言为主,文章基本为实用性的政令文,因此缺乏文学地位;其二是,在高度发达的建安文坛,文学理论讨论日盛的状况下,鲜有对文学理论的论述和见解,缺乏理论总结。事实上,曹操实实在在是一个文坛指引者和理论践行者。在语言上他以为政论文应该遵循"指事而语""反对浮华"的创作要求;在作者方面,他反对"学问肤浅,所见不博"的创作者;在说理上,认为只有经得起"悉难"才是巧文。他的诗歌创作则体现出一种大情怀、大悲悯的阔大气势,彰显了"文以气为主"的美学风格。统观诗文,处处体现对文学"经国之业"的追求。曹操虽然给后世留下的创作理论仅存只字片言,但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为诗为文的基本要求与框架下展开,甚至可以说,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经国之大业"的美学追求实际上是对其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     

中国文学表达方式之流转与写人传统之形成

文学创作往往依据某种文类或文体特征而借助或匹配相应的表达方式,这些定式的表达方式往往会随着历代运用及认知状况而形成相应术语流转或更新.大致说,"赋比兴"三法最初是古人根据《诗经》文本而归纳出来的诗歌表达方式,并衍生出"铺写""比象"等写人笔法;后来,随着抒情性"诗骚传统"与叙事性"史传传统"的并行互融,不仅确立了"抒情"的主体地位,而且包括"状物"在内的"叙事"也备受重视,于是"赋比兴"诗法便逐渐流转为"抒叙议"(抒情、叙事、议论)文法.在此前前后后,又随着诗与画、诗与文、小说与画等文类互渗互动的文本创构,本原于绘画理论中的"描写"逐渐由隐而显,加入"抒叙议"文学文本创构俱乐部,并时常与"叙述"相依为命.至明清时期,风起云涌的戏曲小说往往将叙事与写人兼顾.先前的各种文学写人文本,此时再度被纳入人们的视野,被运用写人理论展开回溯性地重新审视.诗骚、辞赋、绘画以来的写人传统得以越来越清晰.同时,传统写人理论也相应地愈发显示出其谱系性,并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自成一脉.     

事件、脆弱性与中小企业适应能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中小企业需要对外部事件冲击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同时培育短期应急管理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外部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并对员工个体、团队、组织和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不同事件特征维度下中小企业脆弱性产生的管理区域不同,进而影响其相应的管理工具选择.中小企业应根据事件特征及企业脆弱性区域,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应对策略.     

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

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是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利用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等目标的犯罪。我国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呈现出以预防为导向的立法趋势,对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的惩治具有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从严从重处罚的特征。借鉴域外的相关刑事立法经验,我国应理性把握刑法前置化标准,建构严密的刑事法网体系,坚持混合式立法模式,强化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关于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犯罪内容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