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失衡及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异质性研究

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使我国经济贸易面临严峻挑战,人民币汇率波动及贸易壁垒将常态化地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文章基于HS分类原则,选取WTO等机构的贸易数据,通过构建BEER模型测算了人民币汇率失衡程度;通过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失衡及贸易壁垒双因素对我国出口行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失衡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税和非关税构成的贸易壁垒与人民币汇率失衡双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并对不同出口行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人民币汇率失衡与非关税壁垒双因素对大多行业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人民币汇率失衡与关税壁垒双因素对不同行业影响的正负效应及程度大小有异质性.因此,建议通过运行逆周期因子等完善人民币汇率自我修正机制;通过引导出口企业了解使用外汇衍生品等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运行机制的健全;通过加强"海外仓"建设及深耕RCEP框架下的东盟十国市场等实施出口行业差异化贸易策略;通过提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等加快出口行业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双循环,实现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老问题与新挑战——评崔日明、李兵《新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理论和问题研究》

正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多来年间,中美经贸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由特殊性、偶发性的摩擦阶段进入到了一般性、频发性的摩擦阶段,逐渐成为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近日,拜读完崔日明、李兵的著作《新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理论和问题研究》一书,理解和感悟很多,归纳起来,笔者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书中去繁趋简,通过归纳总结,清晰地描述了一个中美贸易摩擦频发加剧的路线图谱,从而为     

论韩非法哲学的技术性转向简

韩非根据“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构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鉴于人人皆逐利的社会现实，韩非从道德理技术化、执一、守中及功效等几个方面探求了整合社会秩序的新的方式得以可能的条件，并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方式非法律莫属。韩非的法治理论范式的核心是君主制，即以君主为核心，在君主治国理政结构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在此架构下，韩非探求了法、术、势三者相即不离、轻重有度的法哲学思想。韩非的法哲学理论无疑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余华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简

余华的小说创作，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描摹了幻觉世界，后一阶段主要描绘了现实世界。其幻觉世界“从叙事策略上看，比较注重技术性”，作家想表现的“那些人性的暴力、罪恶、丑陋，往往都是用一种强悍的语言去表述，包括设置一些紧张的情节啦，动用一种冷静的叙事话语啦，血腥气很浓，很残酷”；     

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以我国苹果及大蒜出口为例

技术性贸易措施正逐步取代关税和配额，成为我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出口面临的主要障碍。以我国苹果及大蒜出口为例，以国外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作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量化指标，利用HMR两阶段模型研究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外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对我国苹果及大蒜的出口概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我国苹果的出口贸易量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更为显著地抑制了我国苹果及大蒜的出口概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则更为显著地抑制了我国苹果及大蒜的出口贸易量。     

试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贸易成绩斐然。然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却日益成为当前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企业发展的重大障碍,必须高度重视。本文通过阐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并结合相关实例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我国出口企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性参考。     

农产品出口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统计测算

文章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型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了统计测算,并以我国农产品遭遇美国TBT为例,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因素.研究显示:美国、欧盟对我国农产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系数常年处于高位;美国、日本对我国农产品行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系数呈下降趋势,而欧盟却相反;在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因素中,农药投入量、化肥施用量等反应我国农产品质量的因素为最重要因素;反映贸易地理方向的因素等也是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要因素.     

从连坐、奖励告奸到亲亲相隐——公务协助义务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转变

商鞅变法确立了举发犯罪的公务协助义务,后为我国封建统治者在法律制度中予以继承和发展,其过程经历了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回归,这也给当代立法以启示：在立法确立公民公务协助义务时必须进行伦理预设,使该义务具有伦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