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英法德三国收紧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监管研究

2020年以来英法德都修订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法规以保护本土优势产业和关键资产,修订内容包括降低监管审查门槛、扩大审查范围以及赋予监管更大权限。三国的监管政策呈现出对外商投资态度越来越保守、在审查改革路径上愈发趋同以及特别警惕中美两国企业的特点。英法德做出这样的修订主要是由于对疫情期间本土优势产业流失感到担忧、面对中国经济科技崛起缺乏自信以及受到美国不良示范的影响。这会迫使中资企业改变投资方式并降低对三国的投资额,而且可能为英法德美联合审查中国投资埋下伏笔。对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加快搭建中资海外权益保护法律机制,以便能够适时震慑与反制,并加大同三国合作力度,以阻止其与美国监管审查同步化倾向。同时,中资企业应基于标的公司特点以及三国的发展规划准确评估交易可行性和敏感性,更多的进行绿地投资和财务投资。此外,还应就三国外商投资审查做好预案以尽可能的规避监管滥用风险。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资源获取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微观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中国与东道国的联系三类影响因素,计量结果表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在投资决策中更关注的因素是未来从东道国获取矿产资源的潜力,证实了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从东道国获取资源.与此同时,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采矿业企业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技巧,保证投资手段的多元化、合理化,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加强投资风险意识,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同时努力改善采矿业企业的对外投资环境,提高未来采矿业企业与东道国投资合作的成功率.国家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充分挖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潜力,并在政策激励和制度安排上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和优化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商务合同翻译规范性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逐渐进入国际化进程,国内外的经济活动和联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紧密,对于国际商务合同翻译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笔者以国际商务合同的特点及其翻译的内涵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进而深入探讨了国际商务合同翻译的规范性,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在国际经济发展和交流中国际商务合同翻译规范性的重要性。     

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199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4～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增长阶段中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种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具体表现为,1994～1999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但较弱的促进作用;2000～2011年间,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2012年以后,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已经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分地区和分类别的基础设施投资也都体现出这一阶段性特征。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实际基础设施的能力降低,而且基础设施的直接产出近年来开始下降;二是投资形成固定资本形成的比率显著降低,大量投资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入或大量补助,对民间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增加了全社会的资本错配程度。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民事定性——兼评76号指导案例

新《行政诉讼法》及76号指导案例公布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再次呈现巨大争议。基于合同定性标准的有效性及适用性,法国采取的合同主体、合同目的及行政优益权标准不宜作为我国出让合同的定性标准,出让合同的性质应以德国采取的合同标的标准判断。出让合同以创设用益物权并取得对价为内容,可根据双阶段理论与前阶段的行政许可区分开来,具有民事定性的合理性。而且,将出让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在出让合同纠纷解决、受让方权益保护、法律连续性保持以及民法典制度完善方面具有优越性。在原两审法院未明确出让合同性质的情况下,76号指导案例提炼出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协议的裁判要旨脱离了原案事实和裁判本意,有超越司法适用权限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