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与社会运动

上世纪70年代,社会运动的研究一直处在一个多样化的探索社会结构和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社会学传统中,并专注于解释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动机、或暴力倾向等政治取向变量。随后,一个摆脱传统的观点重新定义了核心问题,它从根本上缩小了研究动员过程的兴趣范围：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了成长和成功,社会团体怎么样调动资源,招募追随者并驾御政治环境。批评者后来坚持认为,意义的建构、集体身份的形成、情绪的刺激和放大在动员中会发挥重要却被忽视的作用,他们这些可选方案对已经缩小的问题建构本身也没有构成挑战,由此产生的子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寻求解释运动的政治取向的变化。在革命、工会和民族动员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保留了解释政治取向的兴趣,尽管他们常常认为这主要是动员的副产品。正在复苏的关于社会结构对运动政治取向影响的理论将需要整合来自相关研究主题广泛而分散的洞见。     

依法抗争中的“法院不受理”现象研究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升,环境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底层社会日益重视通过依法抗争维护自身权益,但时常遭遇"法院不受理"困境。它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决,二是鉴于案件的敏感性等因素,法院不愿受理或不敢受理。其中,后一种类型的"法院不受理"源自利益链条或行政干预,主要存在于环境受损者的抗争维权、环境公益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等环节。"法院不受理"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导致环境公正受阻、司法认同危机、信访洪峰压力增大,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法院不受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破解"法院不受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契机,但关键还在于推动司法独立。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幸运的吉姆》：小人物的愤怒与抗争

“愤怒的青年”文学流派中最著名的小说《幸运的吉姆》表达的是小人物对生存现状与社会不公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与抗争。令人窒息的学院派作风、虚伪“精英文化”的趾高气扬和功利驱使下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吉姆愤怒的诱因。吉姆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他的奋力抗争代表的是社会中下阶层小人物对现实的反击。     

民国时期特种教育在凉山彝区的组织与活动

民国时期，部分彝族子弟求生存和谋发展的愿望被国民党军统组织所利用，他们以招收成都军校学生为幌子，在“乐西公路”筑训班采取貌似自愿报名的公开方式，通过精挑细选和隐瞒真实信息等手段，将不明真相的彝族学员带到重庆，送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企图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地方军政协助人。但受特定时间、空间、文化的影响，军统机构在彝区的组织、活动基本尚未成熟即夭折。梳理和呈现这一史事，能让读者从一个特殊视角了解民国时期所谓“独立倮倮”与汉区，乃至与中国以外的世界之间实际存在千丝万缕，或直接或间接的复杂联系；看到在对于制度的顺从与抗争和身份的认同等方面，彝人个体实际仍有主观能动的余地。由此，提示读者理解中国内地边疆“中间圈”的彝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曲折经历，包括当事人的博弈策略及后果。     

国外社会化媒体与抗争行动研究述评——以英美及中东地区为考察中心

社会化媒体被称为是互联网的一次信息技术革命。近年来，它对抗争政治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功能吸引了国外学者的学术旨趣，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回答了两者关系的基本逻辑与内容。尽管现有的这些研究是多学科的、多路径的、多方法的，但缺乏学科间的理论交流与相互借鉴。本文从“行动逻辑”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梳理了来自国外（英美、中东等）的研究成果，指出国外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成果和不足，并提出超越“单向度文本”、“技术决定论”、“技术限制论”等困境的可能出路，同时为中国语境下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武汉市东湖村小产权房拆迁补偿纠纷为例

关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文献都隐含了抗争策略合法性这个重要前提,认为重新揭示合法性在抗争研究中的地位将对未来的类似研究有重大启发。以东湖村的小产权房外来户的社会抗争为例,从合法性概念入手,全面还原了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实现的可能进路。研究发现,外来户在法律及情理不予支持的条件下,通过瓦解对方和建构自我合法性的双重策略,使一场看似没有合法依据的社会抗争取得了生存空间。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从苏童的《妻妾成群》探究中国的女性权力问题

本文分析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深刻地揭示了女性生存权力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