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作用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迈进数字经济新时代.区块链技术作为数字经济最为重要的基础技术设施之一,正在加速推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和数字创新,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和应用.区块链技术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选取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当年是否引入区块链技术作为公司治理手段为哑变量,通过计量分析研究了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了公司治理结构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企业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当公司治理结构呈现较高独董比例和较高股权集中度时,区块链技术应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得到加强.     

医疗保险支付总额预算管理改革是否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基于某省级职工医疗保险的证据

2012年底,各地开始全面开展医疗保险支付总额预算管理的改革探索.2019年,全国97.5％的医疗保险统筹地区完成了总额预算管理改革.为验证总额预算管理改革是否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本文在建立医疗保险支付与医疗服务行为的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以某省级职工医疗保险由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向总额预算管理改革这一自然实验为研究对象,通过混合模型、静态个体效应面板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额预算管理有效降低了整体的平均住院日,特别是降低了重度病种的平均住院日,且未导致住院人次整体下降的普遍拒诊患者的现象,也未引发轻病住院人次上升的诱导轻病住院行为,证明了总额预算管理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方面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单一的总额预算管理作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并不完美,例如总额预算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重度病种住院人次的下降,说明可能存在拒绝重度病种患者住院的现象.     

大数据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创新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不断进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理方面需要进一步进行革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需要大数据时代的力量,在本次研究中结合了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规章制度,进行了评估和修改。     

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问题研究——基于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解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我国当前面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出现的新问题制定的一套具有规范化、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法律保障机制。从农民工工资支付法治化保障机制的制度特点来看,《条例》的主体责任更加明确化,处罚方式强调规范化,监管过程具备严密化,监管主体呈现多元化。《条例》采取全程协同监管手段消除“灰色治理”的“梗阻”,用“法律红线”落实并明确各方的法律主体责任,以细化规定的方式打通工资支付的“绿色通道”,从而能够保障《条例》的有效落实。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条例》主要从实践逻辑层面上落实法治化保障措施:明确不同监管主体在监督检查领域中的职能定位,对用人单位实行严格的资格认定与法律责任制,在监管领域中始终关注劳有所得的民生问题。     

分析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评价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主要是根据企业的绩效进行确定。企业的绩效不仅可以直接体现出企业员工的直接利益,并且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随着我国企业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就需要积极探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与影响,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企业绩效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影响因素,详细阐述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广大企业提供有用的参考。     

新时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绩效评估体系建构研究

本研究将主成分分析法引入到对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在界定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基本问题之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的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绩效的评估体系,从定量分析角度,深入剖析我国的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的绩效。在教育保障方面,以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在校残疾人学生数、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机构数量、高校录取残疾人数、全国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数等5项指标来进行评估。在就业保障方面,以残疾人集中就业人数、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全国城镇就业人数、农村残疾人在业人数,盲人按摩机构等5项指标来进行评估。认为存在绩效评估的指标数过于单薄,指标体系的构建比较单一,指标的纵向比较不足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残疾人教育与就业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和社会更好地保障残疾人生存和发展权益提供理论支持与策略参考。     

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回顾、评析与新时代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经历了由发展生产到以市场为导向,再到以服务为导向的变迁历程,逐渐由经济理性向政治理性进行演进,以人民为中心是这一演进的最新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有效引导了政府行为,极大提升了政府经济绩效水平,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当前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政府实现其绩效评估价值取向的根本性变革,确立以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     

合理配置政治监督评估与“内控评估”的持续探索——中国40年政府绩效评估体制改革的反思与进路

回溯40年来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这项改革事业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有着鲜明的"政治性监督"特征,第二阶段呈现了"管理的工具主义"特征,第三阶段属于因地制宜、模式纷呈时期,第四阶段出现了改革的"高位震荡"。从96个政府绩效评估实践案例的关键事件锚定结果来看,这4个阶段主要采用了纪委负责、人事部门负责、编制委员会负责等8类绩效评价体制类型。未来要进一步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事业,就必须遵循体制改革的基础逻辑,将政治监督评价、内控评估应用到合理的范围,有针对性地推进由党委、人大、政协、纪委、本级政府、上级政府等负责的不同体制类型的绩效评估改革事业。     

“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

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拟自然实验，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可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的 PSM-DID 方法构造“反事实”状态，估计改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显示: 改革增加了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却减少了人均转移支付水平，且下降幅度较大，致使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不但无法提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县级财政状况。东、中部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与全国类似，上述结论具有比较好的稳健性。此外，还进行了影响机制检验，地级市与县、县与县之间的财政竞争以及省对各市、县的协调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