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概念的百年演化与话语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个世纪的历史，仅就如何履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办报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部不辍探赜、创新与实践“政治家办报”话语体系的历史。“政治家办报”概念的孕育与发展，蕴涵着新闻与政治、学术与时代之间的交光互影：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其经历了一个概念形成—理念泛化—共识重塑的概念体系创新过程；从新闻与政治关系的视野看，其经历了一个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演进历程；从历史演化逻辑的维度看，时代发展命题与“主旋律”始终是其价值要义不断得以峻擢的原动力，政治诉求始终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     

数字政府的法治建构

我国政府从迈向数字化之际，数字技术运用就远远走在规则之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规划、意见、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对各级政府、各行政部门提出数字建设要求，以内部行政的进路方式不断推进。但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流程再造”“模式优化”及重塑权力运行方式，而更多的是带来对既有规则的冲击。有必要通过区分内部行政与外部行政、重新界定权力与责任、跟进调适有关法律规则的方式，分别探寻数字政府法治化构建的基本路径。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数字孪生的哲学审视

数字孪生是近年来从概念提出到实践应用快速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实现物理世界与虚拟信息世界实时互动沟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智能制造等领域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将深刻变革世界,也必将深远塑造人本身,亟需在哲学层面对其本质、优势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数字孪生是有"限定"的实在和人类意志的外化,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思维和实践工具;数字孪生在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扩展人类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数字孪生技术在其思维模式、具有强计算主义倾向以及可能形成数字"座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语言演变中的语素化与去语素化——基于称呼语“亲”演变过程的考察

基于历时角度,"亲"的用法可大致区分为古代单音节词"亲_1"、构词语素"亲_2"和单音节称呼语"亲_3"三种。"亲_1"到"亲_2"和"亲_2"到"亲_3"语言演变过程分别是语素化与去语素化。语素化与去语素化符合人们对"亲"认识的范畴化、去范畴化、再范畴化认知机制。     

虹吸还是溢出?——“强省会”战略的经济增长极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19年我国26个省份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强省会"战略实施的经济增长极效应。结果显示:不同省份省会首位度差距较大,有些省会是首位度和资源集聚水平较高的"强省会",有些省会则是首位度和集聚水平较低的"弱省会"。省会城市首位度对全省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倒U"型影响。"弱省会"城市首位度提升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强省会"城市首位度提升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实施"强省会"战略要考虑城市间距离和城市规模大小。政府对省会城市的政策支持可有效提升"强省会"战略实施的经济增长极效应。基于此,实施"强省会"战略要依据不同省份发展水平采取分类施策的方式,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城市之间距离和城市规模,以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核心加快发展都市圈。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