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政教之维:梁启超论题与钱穆道统说的三个面向

现代儒者钱穆着眼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悠久智慧与文化体系的根本原理,力图在启蒙革命主义之外阐发对于道统和治统的别样诠解。道统作为立国根基的精神信念共识,本身蕴涵了中国文明基于天人相合原理的政教秩序构设,进而与治统形成了相维和相制两种基本关系。在思考现代共和立国问题时,钱穆超越了梁启超论题将道统与君主专制牢固绑定的政体论范畴,在共和一统的国家建构方向上重新阐明道统新义,思忖宪制新态。这一论述显示出对于大国文明实现共和新命的深沉忧思,中外比较申说也生发出极具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忽必烈汗、俺答汗“政教并行”比较研究

学界习惯将蒙古史上的"政教并行"制度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忽必烈汗开创的有元时代,第二个时期是俺答汗效法忽必烈汗,开创"政教并行"制度直到北元灭亡这段时期。本文认为,两个时期的"政教并行"制度不可等量齐观,而且后者与前者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效法关系。俺答汗所谓的忽必烈汗施行的"政教并行"制度并不真实存在,它不过是该集团基于当时的"生存发展"需求,由彻辰·洪台吉主笔,借用"伏藏经"模式,假托忽必烈汗盛名,以《白史》作为工具构建出来的。忽必烈汗"政教并行"制度与俺答汗"政教并行"制度的关系是"虚像"与"实像"的关系,忽必烈汗"政教并行"制度是俺答汗集团政治理想在历史上的投射。     

手机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提升研究

自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工具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得到了规模推广与应用。手机媒体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维的方式，给当代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手机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试图探讨手机媒体在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分析的原因提出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的策略，为推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庄子·天下》与中国古代学术史

《庄子·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久被学者们所认识,但诸如:《庄子.天下》对道术体性的真正期望何在?其在论列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六经及百家之学时,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其对百家之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原因何在?所有这一切最终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何等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似仍罕为学者所尽数参透,因而有必要再予诠衡论析,考订评量。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实践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之大,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哈贝马斯、拉马丹和沃尔泽关于政治与宗教的对话

2008年和2009年伊斯坦布尔论坛的中心议题,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中,三位杰出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塔里克·拉马丹和迈克尔·沃尔泽在伊斯坦布尔论坛上分别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并试图使他们彼此的观点在此产生批判性的交锋,对于当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背景下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相互尊重、平等相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

本文旨在考察克吕尼运动的性质及其与格列高利改革的关系。作为中世纪欧洲集权尝试的开端,克吕尼运动和格列高利改革分别指向集权的两个基本面,即道德方面和政治方面。克吕尼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道德革新运动,其成功关键在于将集权作为道德革新的基本手段。格列高利改革将克吕尼的经验拓展至政治领域,一反遁世离俗的本尼迪克式理想,要求按照基督教原则改造现实世界,从而奠定了12、13世纪政教斗争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克吕尼运动为格列高利改革提供了思想条件和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克吕尼运动始终将自己约束在道德革新领域。究其原因,它的理想本质上是本尼迪克式的。     

《西游记》中的政教关系研究

《西游记》从君臣如手足的角度,描写了文人心中理想化的政教关系;对君王以个人信仰主导国家宗教政策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尖锐的批判。认为限制皇权和宗教自律是构成和谐政教关系的关键。吴承恩在小说中提出的"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的建议,是明清时期文人对于政教关系问题的共识,也是经过历史经验证明的封建社会时期最完善的政教关系形态,对当今社会建立和谐的政教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民主社会运行中的宗教价值阐释

在现代社会,民主是超越民族国家与各种不同文化界限的普世政治价值.但民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限制,如民主的价值导致个人地位的绝对化,民主给少数人假借民意独行专政的机会,导致所谓"民主的暴政".而宗教能够为民主社会的发展提供伦理资源的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分担政治治理的压力.但宗教对于民主社会的发展既有功能担当,又产生负面影响,而宗教积极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政治以怎样的态度评判宗教,更取决于宗教将何种价值观融入政治活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