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与大学英语教学 ——以《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1(第2版)》为例

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既是一门语言课程,也兼具了人文特色,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不应该只注重语言知识的单方面输入,文化与思政元素应该成为大学英语课程必不可少的内容.本文以《新时代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1(第2版)》为例,阐述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大学英语课程融入思政内容的必要性,以及课程思政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实践,思政内容的融入,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劳动作为出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史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其中指出，1957年仅有小部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能升学，绝大多数将不能升学，主要出路是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这一社论为切入点，通过对1957年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小学普通教育和适应国家治理需求的历史实践过程。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视为“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的重要议题，那么，如何对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作出时代性回应就成为理解这一问题史的关键。     

基于学生能力提高的混合式实验课教学模式研究

实验是理论课程的验证和深化,对提高学生知识和技能、创新和探索能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大力实施课程改革之际,结合先进的混合式教学理论与实践,对《城市广场规划设计》实验课教学模式改革进行探索,为提高学生能力、拓展思政教学手段、实施开放式教学提供理论基础.     

我国《民法典》中优良家风条款的规范效力

优良家风进入民法典，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法独特的社会化要求与其并入民法典后的社会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优良家风条款通过导入家庭在身份法上的主体地位、明确家庭关系中行为正当性判断的公共秩序范围与来源，以及制衡婚姻家庭法的财产法化倾向，可有效反映婚姻家庭法的伦理性。优良家风条款的效力构成包含了旨在规制家庭权力、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组织规范效力，以及推动道德教化的倡导性规范效力，但其核心是引导司法过程的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效力。在具体适用上，应着重实现优良家风在处理监护人“失管失教”与家庭成员造成外部损害之间的关联性证明、在合理维护家庭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在限制假借身份行为谋取不当财产利益行为的功利性效力，以及在创设基于优良家风的独立法益等方面的规范功能。     

"三美论"视角下《关雎》英译的美感再现研究

《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凝聚了艺术美、音乐美及意象美,具有鲜明的语言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但是,目前为止,专门从理论角度对于《关雎》英译的研究却较为少见.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翻译理论着意于文学作品的美感再现,对于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基于"三美论"视角,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方面对《关雎》的不同英译版本进行研究,旨在证明"三美论"对诗歌美感再现的理论解释力以及指导作用.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性教学？——关于“一流教学”建设的思考

研究性教学在很多高校的教学实践当中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当中，其原因在于将研究和研究性教学相混同。研究以发现新知为宗旨，而研究性教学则应以传播已有知识为己任。让研究作为教学的手段，不是为了以研代教，而是为了寓教于研，避免知识灌输的局面，提升知识传播的效果。要做到这一点，研究性教学应以已有知识为内容，坚持知识的确定性，以便合理设计研究问题，让学生明确自己在知识上的收获，从而为未来从事真正的研究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