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六朝岭南诗考述

岭南早在汉代就有文学活动，苍梧郡诗歌起步较早，创作诗歌较多的则是后来的岭南政治中心南海郡和来往岭南的要道所在的始兴郡。东晋王叔之对岭南风光的描绘，使岭南成为推进山水诗成熟的试验地。南朝齐时范云和梁陈之际江总在岭南时的描写岭南风土等文学活动，对岭南诗歌创作有一定推动作用。对于岭南诗的考索分析可为岭南文学和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从古代文学嘲谑传统看陆游自嘲诗创作

自嘲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渊源有自的文学题材，具有清晰的纵向发展谱系，在唐宋时期掀起创作的高潮。陆游作为自嘲诗创作的大家，常常借此类诗歌表现对贫困的自谑、衰老的自慰、痴顽的自嗟与功名的自揄，并以卓绝的艺术天赋促进了自嘲诗这一诗歌题材的新变与某些自嘲传统的突破，将自嘲诗这一题材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陆游自嘲诗的创作成就与当时兴盛的嘲谑风气关联巨大，更与创作主体罢黜赋闲的人生经历以及三教汇通的思想体系密不可分。     

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色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以色彩论文学的现象。首先,人们借助器物色彩的礼制规定,说明了文学作品的礼制内涵,引申出了雅与俗、真与假的趣味之别。其次,人们通过器物色彩的铺排顺序和修饰功能,说明修辞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和经典化,其中,以文采传达作者情志是关键,但过分注重文采容易忽视文学的讽谏和社会功能。再者,人们以色彩喻文学,揭示了文学成像的原理。这是因为汉字起源、文章载体和文学目的,往往以器物色彩的图像和视觉形态为重要参照。色彩之喻这一表述方式具有与西方诗学的"文本—织物"说展开对话的空间。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鲁迅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探析

鲁迅形象的"政治化"诠释或者"去政治化"解读,源自于学者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根本误读。鲁迅没有秉持"文学脱离政治"的浪漫幻想,也没有希冀"文学驱动政治"的黄金时代,而是深入批判了"文学依附政治"的传统陋习,进而揭示了文学本质与政治话语的内在歧途。依据鲁迅所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消除统治阶级争夺"一把旧椅子"的革命幻象,亟待澄清三个层面上的"是非"问题,一是国人权利保障而非等级特权,二是国民人格健全而非奴性心态,三是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对象,才能真正瓦解中国专制王朝的"超稳定"循环。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