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

中外儿童文学充满了“动物”色彩，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为了对少年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题材。通过论述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交错重叠的关系，回顾了儿童动物文学的兴起，并从政治、社会、科技发展等方面分析其发展动力，综述我国儿童动物文学及其翻译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挖掘其研究意义，肯定其对儿童成长的积极作用与影响，旨在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与新动力。     

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萨摩亚岛国土著文学今昔比较之探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南太平洋岛国文学文化逐渐受到国内国外更多关注。目前国内对南太平洋岛国文学整体及各个岛国文学个案研究都不多见,萨摩亚文学研究在整个南太平洋文学研究中相对较多,但是缺少系统性,现有研究仅聚焦于艾伯特·温特等个别作家经典作品的解读。萨摩亚经历了长期的被殖民过程,其西方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体现在那个时代土著作家作品中,而独立后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现代化发展必然带来萨摩亚土著文学作品的变化与发展,当代文学作品更多引导读者关注女性独立、家庭暴力和现代化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传承等当代社会问题。     

江湖岂在眼:《贵耳集》中的历史叙述和文学趣味

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所长不在真实记录历史,而在生动讲述故事。张端义的谪臣身份,影响了《贵耳集》的叙述立场,书中大量想象和建构宋孝宗朝事,形塑了一个贤明的君主、有为的时代。此外,他喜爱讲述士人的机趣故事和具有奇幻色彩的逸闻轶事,擅长对话描写与细节再现,表现出世俗趣味的一面。张端义的江湖文人身份,也让该书呈现出特殊的文学批评祈向。可以说,《贵耳集》这类笔记足可视作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制,其价值不在"补史之阙",而在文本背后蕴藏的文人心态和书写趣味。     

论契丹人在秦地的活动及诗词创作——以耶律楚材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三秦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族群多元性和包容共生性。金元时期,契丹人来到秦地,或做官,或从军,或暂住,或定居,为秦地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中,以耶律楚材家族最为突出。耶律楚材家族在此进行文学交游活动,使用汉语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作,为秦地提供了文献资料,反映出与秦地士人的惺惺相惜,表达了对三秦文化的向往之情和历史兴亡之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契丹人在此地的文学创作活动,既反映出中华文化交流交融的情况,也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包容与灿烂多样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