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白璧之微瑕-刘勰对于民间文学的态度

《文心雕龙》是我国美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美学著作.它高峰挺峙,使其前代后世的文论均难望其项背.但是,在对于民间文学的态度问题上,刘勰却表现了他的局限性.本文主要阐述了他对于《诗经》中十五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轻视态度,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使刘勰形成这一态度的原因.     

刘勰宗经的角度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宗经》一篇，体现了对儒家经典的宗尚。而对经书的崇尚，乃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封建时期的文人所普遍遵循的传统，并非刘勰的个人所为，更不是其独家的发明。那么，作为文论家的刘勰，其宗经与一般儒生经师的宗经有何不同呢？     

三玄的哲学精义对刘勰的影响

三玄的本体论和辩证法对刘勰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本体论促成了《文心雕龙》一体化的探本溯源性建造,辩证法则使刘勰从矛盾对立的角度进行“支体必双”式的整体性发展把握。以道的此岸性与彼岸性、动态性与静态性为分野,以《易经》为总源头,《易传》和《老子》、《庄子》在相辅相成中又形成双水分流的态势。三玄对《文心雕龙》本体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刘勰对这四性的综合把握上;这种把握,从美学辩证法的角度看,还应从刘勰对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玄佛化的道家和以接受挑战的身份出现的儒家的整体性上去透视。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由来与真伪

关于《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问题由来已久。至迟在元代，《文心雕龙·隐秀》篇已成残篇，现存最早的《文心雕龙》刻本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本，此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的“朔”字共四百字整为阙文，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所缺四百字，正合一板。明代诸刻本也沿袭了这种状况。这种情况在明末清初得到了改变，据载，先是明末人钱功甫从阮华山那里得到宋刻本《文心雕龙》，     

诗声合一中和之响——试论刘勰的乐府观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成就极高的美学著作,作者刘勰的乐府观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有深刻的体现,我们通过这篇文章来分析和评价刘勰的乐府观以及他的观点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及局限,同时阐释汉魏六朝的乐府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传入日本的时间大约在8、9世纪,自那以后,日人对《文心雕龙》断断续续地有过一些零星的研究。日本现代的《文心雕龙》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铃木虎雄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1926)、《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1928)的发表为标志。在嗣后的日本《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总术》辨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总术>是创作论的总论,总括了创作论前18篇的内容.其实,总论五篇论述了写文章的总原则,文体论篇阐明了各体文章的写作规范,创作论指出了文章的一般写作方法,所以<总术>总括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与一般的看法不同.     

王运熙先生“龙学”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对于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的研究,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从而为"龙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王先生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注重研究对象多方面联系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