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治主体的互动结构转型研究

"干部互动"是基于"体制性关联"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客观存在关系,它衔接、弥合、建构的是"国家-政府-社会"框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内在运作机理。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村治主体的"代理人""当家人"角色,在资源密集输入的乡村振兴时代,于"科层-关系"的底色互动关系下开始发生三重结构性分化:传统维持性取向、过渡重构性取向、现代行政性取向。我们必须明晰认知、辩证对待"村治主体互动"在城乡转型中正历经的巨大流变,应始终将村治主体作为衔接国家规范与乡土秩序的中介变量,充分激活自治性,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良序。     

从文本到修辞：论解构主义阅读策略

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作者"消失形成巨大的话语空场,激起了无数有关文本阅读的理论战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对各路思想的吸收借鉴和翻转使用。通过文本-修辞-阅读的视角递进分析,可以发现解构作为阅读策略不仅囊括了哲学与文学的互释,能指的自由游戏,还注重挖掘文本的内在逻辑,揭示阅读的双重效果以及修辞的运作机制,因而具有一种不断推进和自我增强的阐释力量。     

大都市疏散政策变迁中的工具转向 ——基于北京市政策的文本分析

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通过各种举措疏解核心区的人口和产业.为了剖析疏散政策的发展脉络、工具偏好和时空趋势,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和政策二维分析框架,借助ROST-CM软件,对北京市及各区县与疏散密切相关的政策73份、共计119万字文件进行文本分析,重点探索疏散政策的工具偏好,以及政策框架、对象和工具的时空变迁.研究指出:北京市的政策调控由单纯的人口迁移政策转向以产业和功能带动人口的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上,涉及人口、产业、空间和设施疏解的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种类丰富多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种类相对较少;政策文本中高频关键词的阶段性更替也表明政府各个阶段的政策关注点发生了显著变化.     

满族说部研究述评

满族说部是满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和孕育出来的古朴而悠久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说部"一词由满语"乌勒本"转译而来,并于20世纪30年代后正式作为口承艺术的定义名词开始使用。对满族说部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基本概念及理论研究、文本研究、对传承和传承人的研究几个方面。     

重估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诗学》

考察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真实关系，对于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欧洲诗学理论大多表面上强调复归亚氏《诗学》,其问题框架、术语范畴甚至一些显白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亚氏《诗学》,但实际上对亚氏《诗学》进行了误读式的重构。这种重构大体可归结为：以自然创造论取代行为摹仿论；以双重目的论取代目的等级论；以道德感化论和生存感觉论取代灵魂净化论；以形式整一论和情节丰富论取代行动统一论；以诗歌至上论取代诗歌哲性论。以此方式，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背离了古典诗学，开始走向现代诗学。     

《西游记》中经文的“物质性”与“空”的形而上学

《西游记》的最后三回深入反映了文本的"物质性"和"空"的形而上学。文本是经验现象的记录和象征,经验本身是空的,真经也只能是空的。文本引发了五蕴之苦,因之必须超越。若要了悟成佛,修行者必须将"物质"搁置一边,只需信奉佛陀开示的"终极智慧"。在追寻"绝对真义"的过程中,文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这表明《西游记》明显的是一个寻找"文本"的文本。经卷的"空性"是佛教教义"空"的物质载体,同时它指向一种本身是不可言喻的最高实在的象征。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