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的伦理学

自我满足、安全的教条、瘫痪的秩序,以及没落的身份导致了违反行为的产生,而对此,斯图亚特已经形成一种伦理学语言来回应。在政治学中谈论伦理学,主要从三个完全不同但又密不可分的方面来实现:第一,认识"偶然性"对行为伦理学的反应,而不是对真相本身的定位;第二,研究规训与理论问题的关系,探索哲学的目标,即用理论行为回避哲学的方式;第三,从其身份概念化中,发现宽容接受的伦理学。身份不是在整个事件中持续存在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将各种碎片整合起来的一个永无止境的缝合过程。     

国外斯图亚特·霍尔思想研究透视

20世纪50年代从英国传统文学学科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或＂伯明翰学派＂已经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长久的关注。作为该学派思想集大成者的斯图亚特·霍尔为该学派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通过考察西方世界学者关注霍尔思想问题,诠释其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和文化内核,剖析这些学者关注霍尔思想问题的局限性,能为我们当下国内学者深入思考霍尔思想提供指导。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和霸权问题

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在于与社会学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比较。与社会学不同的是,文化研究在理论取向方面的特征往往是后现代和散漫的。通过考察斯图亚特·霍尔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其霸权问题来考察这种比较的有用性,可以看出,霍尔解读霸权的方法在国家支配与自由话语之间是游移不定的。因此,霍尔确实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当代文化研究的散漫化转向。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认同性研究

斯图亚特·霍尔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认同性的研究秉承一贯的文化政治批评策略,提出认同是差异性中的同一,认同性是历史变化的,是一种认同政治.通过对认同性概念的梳理,霍尔还结合英国社会中出现的种族主义,提出了新种族性的观点,并指出少数族裔的自我认同是历史文化的认同,也是自我的一种想像性回归.     

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

作为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的声名很大程度上缘于其对大众文化与传媒的论述.霍尔坚持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试图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思想来解释日常政治传媒实践.霍尔对大众文化的定义、编码/解码模式的创立,尤其是对媒体、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思考,从不同层面拓展了文化研究的理论空间.     

论当代流散文化中民族性的消解与重建——兼谈斯图亚特·霍尔的流散理论

民族性问题是当代流散文化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流散文化理论消解了传统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建构了民族的新维度,即混杂性、文化间性与政治解构性.斯图亚特·霍尔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理论家,提出了新民族性的主张,并将电影叙事看作新民族性的表征,体现了当代流散文化理论的新维度.     

思想的历程: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以及悬而未决的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问题

斯图亚特·霍尔几乎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通过回顾霍尔的思想历程,可以大致把握文化研究的发展蓝图:先是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最终一路发展来到了后马克思主义。霍尔的思想历程展现了文化研究试图解决文化反映论问题的不懈努力,而本文最终认同霍尔这种放弃文化唯物主义且又旨在超越经济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立论方式。     

从辩证法到延异:反思斯图亚特·霍尔晚期作品中的混杂化

斯图亚特·霍尔的晚期作品体现了一种对文化研究的认识论转向:从一种辩证法的问题式走向了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延异"视角。文化延异的结果表现在,这里保留了一些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文化混血的混合物,而不是那种被纯粹主义者所推崇的单一性的特殊物。透过延异概念,霍尔提倡一种不是通过本质或纯度而是一种必要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来定义的身份模型,而这就是一种我们无法回避的混杂化。     

没有担保的马克思主义——论霍尔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立场”

斯图亚特·霍尔（stIlartHall）是英国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霍尔通过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以及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形成了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种立场”。这对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

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将其对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的理解应用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再现理论等符号学的阐释和应用,体现出对符号学方法应用的多元性及态度的复杂性.梳理霍尔符号学思想,并对其符号学实践进行分析,对于阐明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