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新乡贤与乡村慈善:资源整合、项目对接与激励机制创新

新乡贤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社会资源,尽管不同地区新乡贤群体由于结构不同导致其社会功能存在较大差异,但乡村慈善功能应是各地新乡贤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乡村慈善也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最大短板,急需外部新资源注入推动。只有对中国新乡贤资源进行合理整合,搭建合适的平台实现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的有效对接,积极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慈善,才能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新乡贤资源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乡村生产与生活条件,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文化、熵与乡村自组织演进——基于系统论视角

乡村自组织在形成生产的、资金的和个体利益的有序化整合中,内在地需要一种社团文化上的信任和共同信息范式的基础。这样的文化上的准备,规定了社团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和互动方式,使得不论是生产各环节上的协作还是资金信用的让渡都以一种较低的成本运行。研究成果表明,通过新乡村建设带动的新文化注入,出现熵减小的趋势。在当代新乡村建设的案例中,无论是小规模的城乡间的生态产品供应,还是跨越十余个村镇的大范围的耕种实验,都能在其中辨别出"合作"的元素。民间经济协作组织形成过程体现了自发性制度演进特征,以及系统的弹性或可恢复性,即在受到干扰后仍能保留或重新获得它原有的状态或构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