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问题与“三化”解决策略

通过互联网金融营销的实际案例调研,发现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存在"客户产品偏好画像模糊,无法实现交叉销售""产品货架用户可视性差,无法实现交叉获客"等问题。基于互联网营销的AARRR模型、6R模型,提出客户产品偏好画像精准标签价值化、数据平台智能营销渠道场景化、产品货架可视营销策略自动化等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三化"策略。这些策略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也可促进银行互联网金融营销向自动化转型。     

论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价值认知--基于云南的考察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彰显地域性和文化性双重价值的重要资源。在现代文化冲击下,民族地区文化振兴面临村寨建筑文化城市化、传统文化失传、乡土文化主体缺失、村寨公共文化空间萎缩等多重现代性困境。根据云南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禀赋,其乡村文化振兴应该以物质性文化、社会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为价值维度。云南民族地区文化振兴应该坚持以乡土性、选择性和公共性三位一体的价值选择为原则。     

2006—2018年国内信息偏好理论研究进展与评析

采用文献调研法，对2006—2018年国内信息偏好相关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研究进行全面评价并分析未来研究方向。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信息偏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偏好的概念、信息偏好的理论基础、信息偏好的研究方法和信息偏好理论的应用四个方面。现有研究的局限具体表现在: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应用研究缺乏与实践工作的结合、缺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未来应就构建完善的信息偏好理论体系、完善基于信息偏好的信息服务模式和框架模型以及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高频数据瞬时波动率核估计的窗宽选择及算法研究

在瞬时波动率的各种估计量中，非参数估计量因其能准确地度量瞬时波动率，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然而，这类估计量在实际应用中都面临着最优窗宽的确定问题。由于最优窗宽中往往携带一些难以估计的未知参数，使得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确定最优窗宽的具体数值存在困难。本文以瞬时波动率的核估计量为例，借鉴非参数回归分析中窗宽选择的思想，构建了一种能从数据中准确计算出最优窗宽具体值的算法。理论的分析和数值上的验证表明：文中所构建的算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适应性和收敛速度。算法的提出为瞬时波动率的后续应用研究铺平道路。     

属性集容量确定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及其推算模型

迄今，为解决多属性偏好关联决策属性集容量判断指数复杂性难题所提出的λ模糊测度模式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以及建构在它们之上的属性集容量确定的推算模型，尚存在着适用性差的技术不足。为此，以平衡容量判断的可操作性和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为视角，提出了一种新容量测度模式，即关于容量判断与推算的夹挤式测度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决策者较易判断给出的容量序信息构建了相应的容量推算模型。基于数值模拟的对比分析表明：新模式不仅在应用可行性上高于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而且从容量推算的准确性上看也明显优于λ模糊测度模式和k-可加模糊测度模式，因而对实际决策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境遇与现代观照

理解与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从4个维度进行探讨，即全球化、主体性、动力源与问题域，这四重维度分别对应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导视角、本真意义、发展路径和实践平台，它们各具蕴意、相互独立，却又共同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产生与发展之中。因此，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坚持从多维角度探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成果，依旧可以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提供宝贵的发展机遇和社会空间。     

考虑消费者双重偏好的低碳供应链减排策略研究

为了削弱传统零售商在渠道博弈中的垄断地位，制造商尝试建立在线渠道与零售商展开竞争。本文在考虑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基础上，又将消费者的渠道偏好进行区分，通过不同决策模式的对比及数值算例分析，寻求低碳供应链最优的减排边界。研究表明：1分散决策时，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会受消费者渠道偏好的影响；集中决策时，制造商的低碳决策保持不变。2不同决策模式的减排边界由渠道偏好决定，渠道偏好较大时，分散决策的减排边界更高；渠道偏好较低时，集中决策的减排边界更高；渠道偏好中立时，两者的减排边界相同。3制造商可以通过升级低碳技术、实行低碳化管理等方式降低减排成本，同时通过低碳产品认证、广告宣传等方式提高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可程度。     

简析新闻长难句翻译

由于俄语自身的语法特点,在俄语新闻中存在大量的长句。长句是俄语译成汉语的难点。翻译时,首先要认真分析原文,理清句子的句法关系,准确领会原文的意思,要注意语言层次分明、语气连贯、重点突出等要素,然后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或保留原文的叙述顺序或对原文顺序进行调整。[1]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