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以智《东西均》哲学的历史定位

《东西均》是方以智晚期哲学的代表作,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以象数易学为核心,三教兼容,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二重性。《东西均》哲学有着卓越的理论贡献和严重的思想局限,它对有清一代及近现代学术和学风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方以智逃禅之实情及其心态探微

方以智于明亡后遭遇坎坷,屡经生死劫难,知永历小朝廷无可作为,自己亦不得施展抱负,于出仕与归隐的两难抉择中萌生出家遁世的念头。当清军攻克广西平乐,定要捕获方以智,于此情境下方以智薙发披缁而出,以免无辜,此或为权宜之策。然以智不屈于清帅威逼利诱,清帅只得听任其为僧,至此最终皈依佛门。逃禅是其必然的选择,精神得以彻底解脱。虽然身在佛门,但他表现出内儒外释的思想和行为。其生平经历反映易代之际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苦难历程和精神操守,颇具典型意义。     

方以智"气火共构"的自然哲学新探

"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无限的学术生命力。方以智继承中国哲学的气论思维,同时融汇西方哲学的自然知识,以"气以运火""气动有火""气盈天下""天地一物"为核心要素,创立其"气火共构"的自然哲学。"气火共构"是兼容物质、精神于一体的多元有机范畴,建构在此种本体论基础上的自然哲学,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独特的生命哲学。方以智"气火共构"思想既彰显了传统气论哲学的人文主义关怀,又提供了生命义理命题的自然哲学基础。     

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研究述评——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由梁启超肇其端,中经侯外庐先生大力抉发,方以智的思想在近60余年的时间内被学界进行了深入而多元的挖掘。而这之中,其"质测"与"通几"之学则是被研究的主要方面。综合分析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诸多研究,并征诸方以智的具体原典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到,方法论层面的立意与考察才是理解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内核的关键所在。     

《周易时论合编》的作者问题

本文根据《周易时论合编》本身所含材料及其他文献，证明《周易时论合编》一书为方孔、方以智父子二人合著，并且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方以智的《图象几表》与方孔的《周易时论》拼合而成，事实上，全书自始至终都是方氏父子合著     

论方以智"粤难"的性质——兼论曾灿为大汕所作《石濂上人诗序》的文献价值

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五章,考证出僧人无可(即方以智)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时在金陵,并等待郑成功舟师大举入长江之事.在这一发现启示下,文章欲考证康熙十年(1671)方以智"复明运动"中之所谓"粤难"这一重大悬疑问题.考明遗民曾灿之<六松堂文集>卷12有<石濂上人诗序>,其重要内容在传世<离六堂集>所载序文中被删除,如删除之"无可大师近以文字几罹不测"一语,即表明方氏"粤难"系一早期之"激动中贵人",亦即牵涉黄门宦官发案之文字狱.从而,以新见材料的考证,推进了方以智"复明运动"这一难题的研究.     

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陈名夏与方以智、阎尔梅的诗歌酬唱

陈名夏与方以智、阎尔梅三人在明清易代之中虽然政治选择不同,但并没有导致他们背弃相互之间的友情。从陈名夏与方以智、阎尔梅入清以后的诗文酬唱中,读者可以看出乱世友情的特殊性。     

方以智诗学思想新论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诗学嬗变中有重要作用,其诗学也长期受人关注.然而仍有一些重要思想为学界所忽视.方以智被学界忽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肯定变诗的价值与地位,尤其是肯定盛世变诗的意义;重视诗歌的声律,认为声音可以通于诗之神;重视取法于前人,但同时要超越于前人之成法.他还以为,诗歌的情感只有达到能使人为之生、为之死的程度,才能感动读者,但不要沉溺于情感而不可自拔,要能够节制自己的情感.他的这些见解多有深刻的辩证性,不仅是对传统诗论的反思,而且大都伴随着对明代主要文学现象台阁体、七子派、公安派、竞陵派等经验的总结,有的思想还直接开启了清代桐城派的重要文论.其在思维方式上则能够兼综百家,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明代文坛门户纷争的恶习.对这些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方以智诗学思想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及明末清初文学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